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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收入,稳饭碗!10位智库学者第一时间解读202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发布时间:2025-12-15 作者: 蔡彤娟 刘英 敦志刚 刘锦涛 申宇婧 鲁东红 丁壮 李佳莹 吴奇聪 金臻 

2025年12月10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25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

编者按:2025年12月10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25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10位智库学者第一时间解读会议精神,供读者参考。(全文约9100字,预计阅读时间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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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放在“八个坚持”首位,释放出清晰战略信号:在外部不确定性持续攀升、全球贸易结构深度调整之际,中国经济正从“规模优势”迈向“体系优势”,从强调“扩大消费”迈向“重构完整需求体系”的新阶段。

首先,“坚持内需主导”不是简单刺激需求,而是构建涵盖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完整内需体系。从供给端看,要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使其更符合绿色化、智能化、高品质化等结构性需求;从分配端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优化收入分配,是增强消费能力和稳定预期的关键;从流通端看,降低物流成本、完善现代流通体系,为国内大市场提供效率基础;从消费端看,应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使高质量、可持续、预期稳定的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

其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代表中国在推进市场体系从“大”到“强”的跃升——不仅体现在庞大的人口与消费规模,更体现在制度统一、标准一致、监管协同性上的“大市场”。在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背景下,营商环境一体化、负面清单统一化、数据要素跨区域流通透明化等改革将成为重点。通过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转化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制度竞争力。

再次,坚持内需导向并不意味着收缩开放。“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通过更强的国内市场吸纳全球资源、吸引外资、稳链强链,同时推动外贸结构升级。更具制度韧性、创新活力与公平透明度的国内市场,将成为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位置、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支撑,也将成为世界共享的“开放型大市场”。

最后,“内需主导”将成为未来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从城市群发展、县域经济提升,到住房、养老、医疗改革,再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所有改革方向都指向扩大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增强企业投资预期,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将在体制机制上进入新一轮更深层次的改革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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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不仅要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而且要特别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要直面挑战,提质增效,为十五五开好局,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确保我国经济增长保持5%左右的潜在增速。

宏观目标不仅要稳中求进更要提质增效。要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以逆周期调节对冲周期性波动,以跨周期调节来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要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集成效应不只是1+1>2的叠加效应,而且是政策体系的系统性协同,两者通过“基础支撑+加力释放”的组合拳,形成覆盖经济运行全链条的政策合力,最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集成效应简单理解为政策工具箱升级为操作系统。政策不仅要给力而且更要向改革要活力。

会议提出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要充分挖掘潜能、放得活,就是要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不仅宏观微观协调发力,更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效配合。

财政政策上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充分利用政策工具和政策空间,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好地方债风险。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兜牢基层“三保”底线。2025年已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2026年需要保持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力度。我国超长期特别国债占国债的比重低于美德日,有空间加大跨周期调节力度。

货币政策上,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也是15年来为促增长第二年保持货币和财政“双宽松”政策。坚持实施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年提出适时降准降息,今年更强调政策的灵活性、有效性。创新政策路径,不仅要通过银行系统支持实体经济,而且也要打通从央行到非银机构直达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上年提出增速与物价匹配,今年明确提出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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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24年中国CPI和PPI同比增长速度

今年政策目标更明确,不仅给出政策方向目标,更给出方法路径与施工图。会议提出八大坚持,首要是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从2013-2024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93%,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稳增长、惠民生都要扩内需。我国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不仅要扩大商品消费,也要扩大服务消费。通过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织密社会保障网,兜牢民生底线,从而使人民群众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今年会议明确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投资止跌回稳。而上年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内需”,这就要发挥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

应对国际经贸斗争,增进民生福祉,核心是靠实力,关键是科技实力带动经济实力增长,这就需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实施创新驱动增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路径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是提质增效的重要内涵,不仅要保持量的合理增长,更要保持质的有效提升。不仅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而且要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入融合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各地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壮大新动能。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行动。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明确分解为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足鼎力加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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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明确提出将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作为202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鲜明释放出一个信号: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全球需求持续偏弱的背景下,中国正把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更加坚决地落在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上,把“让群众有稳定收入、敢于消费、乐于投资未来”作为构建强大国内市场的战略支点。

从经济学原理看,居民收入既是消费之源,也是投资与创新的重要约束条件。收入预期稳定、增长可持续,家庭才敢于增加耐用消费品支出,企业才有扩大产能和加大研发投入的信心,金融体系才更愿意为中长期项目提供耐心资本。反之,一旦收入预期走弱,即便出台各种消费券、补贴等短期政策,往往也难以形成持久的内需动力。

这次中央将“增收计划”提升到宏观政策主线位置,实质上是把“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更紧密地统筹起来,通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来撬动消费升级和内需扩容,为高质量发展夯实“需求底座”。这一转变并非简单的凯恩斯主义需求刺激,而是着眼于增长动力机制的深层次重构。其新颖之处在于,它通过系统性、制度化的增收安排,旨在直接提升最广大城乡居民的货币购买力与消费潜能,从而将经济发展的根基更深地植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土壤之中。

从国际比较视野看,一些发达经济体在经历长期增长后出现“中低收入群体实际收入停滞甚至倒退”,消费意愿走弱、社会撕裂加剧,已经成为制约其经济与政治稳定的重要隐忧。

中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主动推出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着眼的不是短期刺激,而是防止“高增长—高不平等—高风险”的路径依赖,力求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避免陷入国际上一些国家“增长有数字、民生无温度”的困境;通过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环节的协调发力,力求避免“增长而不共享”的陷阱,旨在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公平、更直接地转化为民众消费能力的提升,从而形成一个“收入增长—消费升级—产业创新—就业扩大—收入再增长”的良性闭环。这种以内需为主导、以共享为特征的生长模式,为全球经济秩序转型期探索稳定增长源提供了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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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明年经济工作所需要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其中第六项是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这不仅仅是生态环境领域的重大安排,更是面向“十五五”良好开局、以绿色方式重塑供给体系与增长动能的系统性部署。

“十五五”是我国顺利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阶段。此前在“十四五”期间,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总量已提前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球份额近三分之二,预计碳排放达峰目标将顺利甚至提前实现。明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中央经济会议将节能降碳、能源体系、碳市场、污染防治、生态修复与气候韧性建设等目标放在同一政策链条中,体现出以减碳为牵引、以能源为主战场、以市场机制为抓手、以治理能力为保障的总体思路。

会议提出要抓住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意味着绿色转型的主战场将更加聚焦工业与能源密集型部门,通过技术改造、工艺升级、设备更新等方式,推动单位能耗与单位碳排持续下降,把绿色要求嵌入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之中。

会议提出制定能源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并扩大绿电应用,释放出能源转型“提速换挡”的信号。其政策含义在于以更高比例的清洁能源供给支撑产业升级与电气化进程,同时通过绿电消费与应用场景扩围,推动源网荷储协同和绿色电力价值实现,形成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的闭环激励。

此外,会议还提出加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这是把双碳目标进一步制度化、市场化的重要抓手。预计明年随着碳市场覆盖范围、数据质量与履约约束不断强化,碳价信号将更有效引导企业在投资决策中考虑减排收益与合规成本,推动绿色技术扩散与产业结构优化,也为绿色金融产品定价与风险管理提供更坚实的基准。

总体看,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把双碳从目标表述转化为可落地的政策组合:以节能降碳改造形成硬约束,以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新供给,以碳市场与治理行动形成强激励,并通过生态修复与防灾体系提升长期韧性,最终为明年“十五五”开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可持续、更具竞争力的增长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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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至关重要,2025年中央经济会议为明年的经济工作把脉定调。可以看出,今年的经济会议“稳中求进”中“进”的意味更加明显,提出诸多有创新性和务实暖心的举措,为明年经济工作以及“十五五”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会议的第四项任务“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中特别提出,“鼓励支持服务出口,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与去年对比,有三大表述变化值得关注:一是以“服务出口”替代“服务贸易”;二是更加强调数字贸易;三是将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作为服务出口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将更加突出强调服务出口的重要性,同时,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将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发展领域,且发展数字贸易的紧迫性在明年更加突出。

近日,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1月,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同比增长21%,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8万亿美元。中国顺差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可见,我国在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中美贸易战以及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多重挑战之下,贸易依然表现出了超强的韧性。然而,中国的服务出口规模远小于货物出口,且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这与货物贸易的巨额顺差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服务出口的巨大潜力仍有待发掘,伴随着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服务贸易将成为未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和趋势。

以数字贸易为例,数字贸易作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阶段,代表着国际贸易未来的演变趋势与发展方向。近些年,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数字贸易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为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数字服务贸易是数字贸易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数字服务贸易正在展现出明显的出口优势,今后一段时间,数字服务贸易将成为拉动我国服务贸易的重要引擎。

未来,无论面临何种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将依然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以贸易结构的优化推动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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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2024年与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国的治理方法论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系统性升级,其核心是在持续完善宏观战略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政策的系统集成与落地效能,实现宏观指引与微观执行的深度衔接。这一演进在区域协调与创新驱动两大关键领域尤为显著,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在复杂环境下实现从 “顶层设计” 到 “落地见效” 的深度升级。

在区域发展上,政策重心从“叠加战略”深化为“破界融合”。2024年强调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的“叠加效应”,同时明确“深化东、中、西、东北地区产业协作”,意在优化宏观布局与协作基础。而2025年则明确要求“加强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深化跨行政区合作”,标志着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其核心是将城市群的物理“连接”升级为治理、产业与要素的深度“融合”,旨在通过构建常态化协商机制、打造错位互补的产业链、破除要素流动壁垒,真正释放一体化市场的内生动力。

在创新驱动上,政策思路从“科技引领”升维为“一体推进”。2024年会议聚焦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重点突破”来引领产业升级。2025年则将“制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方案”作为创新治理的重大举措,这是一次根本性的方法论转变。它意味着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视为一个有机生态系统进行顶层设计与系统改革。其战略意图是应对长周期的系统性竞争,通过打破行政壁垒、贯通创新链条、协同激励政策,从供给侧夯实国家的根本性战略能力。

总之,这两条看似独立的脉络,实则统一于“系统集成”的新范式。无论是区域间的协调联动,还是教育、科技、人才的融合发展,其本质都是要打破传统上条块分割、分项推进的路径依赖,通过强有力的机制设计与系统整合,解决条块分割、政策碎片化等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塑造面向未来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竞争力。这标志着中国经济治理正致力于在复杂系统中构建更为坚韧、灵活且能自我强化的新发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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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民生为大,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民生是经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就业、教育、医疗等一域牵动全局,落实落细各项部署,关键在于加快补齐民生保障的短板弱项,不断把改革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生活品质。

第一,就业保障要突出“扩容”与“提质”并重。就业是最大的民生,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人,就业压力不容小觑。会议强调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需要多方协同发力。一方面,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措施,增强其吸纳就业的能力;要加大城乡基层岗位的开发力度,完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就业岗位归集发布制度,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选择。另一方面,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当前全国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已超过8400万人,要建立完善“职业伤害保障+补充保险”等弹性参保机制,让灵活就业人员安心工作、体面生活。

第二,教育供给要破解“学位”与“质量”的双重挑战。会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和优质本科招生,直接回应了人民群众“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迫切期待。落实这一部署,必须硬件与软件同步发力、规模与质量内在统一。一方面,优化资源布局,通过深化集团化办学、强化城乡学校结对帮扶等机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扩容下沉;另一方面,强化内核驱动,深化教学管理与评价改革,依托智慧教育平台和数字化手段,将优质课程与教学模式输送至薄弱地区,缩小教育差距。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每增加一个优质学位,就可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第三,“一老一小”服务要实现“兜底”与“普惠”的有机衔接。会议提出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标志着我国向“全生命周期”保障迈出坚实一步。“一老一小”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要将长护险试点与家庭病床、社区养老整合推进,避免政策碎片化。同时,对困难群体的关爱帮扶需建立主动发现、动态监测机制,婚育支持政策也要更加务实,将生育补贴、托育服务、住房支持等“组合拳”落到实处,直面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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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去年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相比,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部署呈现出系统筑基的战略升级特点,彰显了新质生产力培育从“破局”到“成势”的战略考量,具体体现为三大特征。

特征一:注重基础要素筑牢与制度护航。

不同于去年会议强调技术引领产业的突破,今年会议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要求置于首位,注重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等基础要素投入,部署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等制度要求,更多强调政府行动和环境保障等行为,转向包含人才、企业、产业、金融、政策等不同维度的生态构建以培育新质生产力。

特征二:强调区域协同布局打造创新“增长极”。

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中“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思想,会议提出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要求,释放了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打造科技创新高地的信号。这与《建议》中 “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的要求也高度契合,体现了短期政策发力与中长期战略部署的有机衔接。

特征三:突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双向支撑导向。

今年的工作会议既延续了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的有关要求,如“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创新科技金融服务”等,同时更加突出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作用:“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明确科技赋能各行各业应用和培育新动能的要求,使人工智能成为新型数智化社会的底层工具;“制定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暗含以科技支撑服务业数智化转型、提升服务效能,并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新业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科技创新还将支撑扩大内需等任务实现,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向发力,通过科技应用创新消费场景和扩大优质商品服务供给。

总体来看,科技创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升级,将更好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支撑“十五五”期间加快科技强国建设,持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基础和核心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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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置于明年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点名房地产和地方债两个“主战场”,提出一揽子实效举措,释放了鲜明信号——在保持底线安全的同时,以积极而有序的方式拆弹风险。

房地产方面,会议要求“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强调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并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于保障性住房,标志着房地产行业正从依赖高周转开发向“稳基本盘+结构出清”转型。未来或将根据各城市实际情况分类调控:一线城市支持合理需求,三四线城市消化过剩供给,并通过收购商品房转为保障房等手段对冲库存。

目前,监管层正通过政策宽松对冲房地产供需失衡和房价下行压力:人民银行酝酿个人信用纾困政策,住建部部署在2025年底前交付逾750万套停工保交楼,并指导进一步下调按揭利率至3%以下。这些举措有望改善预期、稳定市场,并降低金融体系风险敞口。 “积极稳妥”四字意味着既主动出台纾困政策稳住房市基本盘,又避免过度刺激重新吹大泡沫,努力探索房地产长效机制以服务高质量发展。

地方债方面,会议强调“督促各地主动化债,不得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并提出优化重组与置换办法,意在一手“堵增量”、一手“化存量”。地方实践表明,2019年以来化债进度明显慢于十年目标的时序要求,不少地区主要依靠压缩基建和民生支出腾挪空间,已出现一定紧缩效应。在坚持“中央不救助、属地负总责”的前提下,此次提出“积极有序化解”,为避免简单“紧箍咒”式压降留下操作空间:一是把国企债务和城投平台债务纳入统一监管,防止“债务国企化”掩盖风险;二是强化与货币、产业、区域政策协同,避免“一刀切”收缩;三是加快土地财政向综合税源和产业支撑转型,培育可持续财力。

总体来看,会议对房地产和地方债的最新部署,既是对短期风险的兜底,也是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腾挪空间:通过稳楼市、稳财政、防金融连锁反应,夯实扩大内需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安全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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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与“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并列纳入改革攻坚的重要任务,体现了在复杂内外环境下,通过完善市场制度体系、优化竞争秩序来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的政策取向。这两项举措分别指向市场运行中的不同层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拓展竞争空间;整治“内卷式”竞争则着力规范竞争方式、守住发展底线,共同服务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目标。

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看,其核心在于打破影响公平竞争的制度性壁垒,推动各类经营主体在更大范围内平等参与市场竞争。长期以来,部分领域在招投标、资质认定、税收归属、地方配套等方面存在隐性门槛,客观上限制了跨区域经营和要素自由流动。通过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以法律形式明确统一的市场准入和交易规则,有利于引入更加充分的竞争,吸引人才、资本和优质主体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开放、有序的发展环境。

从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看,其要点在于引导竞争回归理性和可持续轨道。在部分行业竞争高度白热化、供需调整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低价竞争和同质化扩张阶段性显现,一些企业通过压缩成本维持市场份额,其压力往往向产业链末端传导,表现为对产品质量、服务标准以及劳动保障和安全生产投入的挤压,影响劳动者合理收入和基本福利。通过完善竞争政策、明确质量、安全和劳动保护等底线要求,有助于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拼规模,转向拼效率、拼技术、拼服务,使竞争成果更多转化为产业升级和就业质量提升,促进形成更加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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