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2015年1月《对外传播》。

　　近日，二十国商业峰会(B20，Business 20)和二十智库峰会(T20，Think 20)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400多位国际大公司总裁、世界知名智库精英与会讨论各项国际规则，并公布了未来一年的各类国际论坛时间表。这正式标志着2015年土耳其G20峰会的筹备进入倒计时。土方透露，三年前，土耳其就开始谋划G20峰会，力求将2015年打造成世界"土耳其年"。遗憾的是，虽中国官方派人参加了同时并列召开的G20协调会，但B20、T20两次会议却没有中国方面重要人士参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目前中国2016年G20峰会准备工作的滞后性与紧迫性，以及面临被国际社会边缘化的风险。因此，建议在加紧制定官方筹备安排的同时，重用大量中国的民间机构、新型智库，为中国争夺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为塑造中国大国形象赢得更多的国际空间。

　　G20峰会，中国筹备工作在哪些方面滞后

　　G20是源于西方八国集团(G8)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1999年二十国财长非正式对话机制形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应对危机与国际治理，涵盖面广、代表性强的G20财长机制升级为G20首脑峰会，渐渐成了取代G8的全球最重要的大国协调与治理合作机制。

　　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曾呼吁，G20须常设秘书处和常备工作人员。但目前G20峰会的讨论议程与会晤安排仍是由当年主席国设立临时秘书处，在前一年主席国与下一年主席国的协调下进行。类似"三驾马车"机制的对接空隙与松散特点，给了各类国际非政府组织、智库与活跃人士以大量活动空间。目前，与二十集团相关的组织与论坛可谓玲琅满目，除上文提到的B20、T20，还有C20(Citizen，二十国公民峰会)、L20(labour 20，二十国劳工峰会)、Y20(Youth 20，二十国青年峰会)、W20(Woman 20，二十国妇女峰会)等等。

　　这些论坛与组织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对G20议程设置与运行规则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2014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G20峰会《G20领导人共同声明》附录，最后一条专门有"感谢B20、C20、L20、T20、Y20等大力支持"的表述，足见G20背后运作力量的强大。在布里斯班G20峰会现场，笔者亲眼目睹各类组织通过传单发布、记者会、接受采访、公开研讨、标语张贴、私下沟通等各类方式，传播本组织的价值、理念与主张，试图通过影响全球最重要二十国领导人的方式，重塑国际运行规则。

　　可惜的是，这些活跃组织里几乎见不到中国人的身影，中国官方对类似组织的情况知之甚少，重视度不够，照此以往，2016年G20峰会在中国举办时，极有可能产生诸如中国话语权旁落、中外理念冲突、议程被外国牵引等诸多不测因素，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形象。

　　以此次土耳其B20、T20峰会为例，主旨演讲嘉宾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全场热议影子银行、中小企业发展、国际反腐、国际贸易等，与中国一贯的主张存在不少差异。笔者抓住一次机会，当场公开阐释中国价值，引来全场数百人的啧叹与掌声，组织方立刻公开回应："我们应该多请中国人参与的，可惜……"欲言又止，个中内情不得而知。

　　中国人为何常在国际重要场合"失语"

　　B20、T20、Y20等"G20场外机制"均已运行多年，但据笔者了解，这些圈子里很少有中国人参与。事实上，类似中国人缺席的现象，并不只是在G20场外机制上才出现，而是广泛存在于诸多国际论坛机制或非政府国际组织中。据研究统计，全球约6万个非政府国际组织或国际论坛机制，有中国人介入并发挥作用的不足3%，这是目前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不顺畅、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乏力的重要原因。

　　通常情况下，国际社会的舆论与氛围出现对华不利的情况时，中国方面采取的手段是利用国内媒体，大加批判与反驳。类似方式虽能部分起到引导国内民众的立场与态度的作用，却无法在本质上改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相反，却在相当程度上恶化了国际环境，反向营造与提升了对华不友好的"境外势力"或"反华势力"的地位。

　　笔者与诸多所谓"境外势力"的外国人群有过几次接触。他们并不像舆论中所描述得那样"十恶不赦"，也不像人家想像中的那么顽固不化。事实上，只要以合适的方式、在合法的框架内、以通行的规则与他们交流、沟通甚至辩论，中国在与诸多"境外势力"的博弈中赢得主动，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惜，目前中国缺乏通晓国际规则的人才，兼具外语才华、国际知识背景与国际交流热情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这不得不说是我们这个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遗憾。改革开放都35年了，数百万优秀学生留学海外，其中约1/3回国工作，目前每年有1亿人次出境，但是中国仍存在国际交往人才的极大缺口，类似现象不只是怪异的、难堪的，更值得我们深度推敲，在机制内部寻找反思的突破口。

　　笔者认为，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及"解放社会活力"所言，目前外事人才培养与交往活力并没有被完全解放出来。

　　一方面，对外交往尤其与政府、国家事务相关的对外交往权力，仍然垄断在官方手里。我们仍深受"外事无小事"的传统观念桎梏，凡遇到与外国政府相关的事务，多须向上层层汇报；凡举办或参与国际论坛或会议的，多须层层审批。在特殊历史时期，类似机制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时事变迁，国际行为主体的"去国家化"趋势相当明显，类似"一个人的战争"、"一个团队改变世界"的事例不再罕见，中国不能再以"政治化"的思路去处理外事工作，更需要有自主的社会机构、个体参与到国际社会的再组织、再构造、再行动中去。

　　"减政放权"不能只是在国内经济或社会领域，也需要拓展到外事领域。政治化的方式不能完全处理目前的中国对外事务。只有让外交的归外交，让商业的归商业，让社会的归社会，让文化的归文化，才能解放对外交往的社会活力。在G20事务上，官方可鼓励商业机构参与B20，激励智库机构参与T20，支持青年人参与Y2，渐渐地，G20机制将会吸引更多体制外人才、海内外人士的投入到中国利益的呵护与争取中，加之各类媒体与舆论的作用，定能在许多国际领域，尤其是在目前体制内力量无法顾暇的领域为中国增光添色。

　　另一方面，从体制内的角度，也需要培养与激励更多官员敢于对外争夺话语权。中国需要鼓励更多官员尤其是中高级别的官员多到国际场合中发表文章、阐述观点，也要培养中国中高级官员在各类国际论坛上"脱稿"的英文演讲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不妨包容官员的"言多"，不必放大不可避免的"过失"，捧举与支持有优异外事交往能力的官员，尤其是要在公共外交与国际交流场合多用、善用、敢用"老干部"，中国需要有更多90岁还活跃在国际场合的"中国版基辛格"、"中国版吉米·卡特"。

　　关于筹备2016年G20峰会的具体建议

　　对国际重大活动参与度的深刻反思，能在2016年G20峰会的筹备工作上得以扭转。G20峰会的形成与延续，标志着全球进入了后危机时代、后美国时代。G20是大国协调、国际社会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新兴经济体与传统西方大国公平竞争的一个机制性场合。2016年G20峰会谋划得当，意义将大大高于2014年北京APEC，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的实现都将发挥节点性的作用。

　　当务之急是，国家需要建立类似"G20筹备协调小组"的机制，整合来自官方、民间与国际上的各类信息，确立与协调各类机构之间的步骤与推进目标，激励最大范围内的群体参与G20，力求办一场中国有史以来最重要、最成功、最务实的大国首脑峰会。

　　要有充足筹备，依靠目前体制内外事人才、各类行业协会的精英，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不妨大胆尝试与探索，以包容的特点，大量运用体制外的精英，甚至国外机构，为G20的成功举办创造良好的条件，吸取足够的营养。

　　人才补充主要是来自于三方面：一是体制外的新型智库。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B20、T20有大量沟通与交流，曾举办过两届20国智库的年会，与G20国家近百个智库有大量联系；再如国内的"全球青年力领导力组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民间组织，都蕴藏着大量外事人才；二是在G20国家工作与生活多年的各类华人组织、企业负责人，鼓励他们加入B20等机制中，或招募他们回国工作，为中国价值传播、理念共享创造条件、发挥作用；三是大胆邀聘与鼓励来自澳大利亚、韩国、美国等曾主办过G20峰会的国家秘书处人员为中国的筹备献策进言。

　　从外事审批的角度看，G20筹备应具有某种特事特办性，在未来两年里，应当将各类既定的国家发展战略嵌入到G20的全球框架中去，比如"一带一路与G20"、"新常态与G20"等，鼓励与放开各类智库举办类似主题的研讨会，以中国议程牵动全球进程。

　　另外，应当尽早确定G20在2016年的峰会价值。正如1972年罗马俱乐部会议提出环境问题，2001年多哈回合提出一揽子多边贸易发展议程，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提到的气候危机那样，2016年中国G20峰会要力得成功，就必须要从世界观的高度，从国际价值与理念出发，确立这届峰会到底能给全球史上留下什么遗产。这是真正考验中国国际视野与人类关怀的时刻。

　　从社会层面上看，在未来两年在媒体与舆论中形成G20文化关注也非常重要。让民众充分认识到G20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参与G20的重大意义与进展，才能真正发挥中国过去举办大型国际活动的经验，让世界真正在2016年进入"中国年"。（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