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文章刊于《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11期。

　　5月1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大讨论”系列讲座第四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应邀到场，以“全球转型与中国智库建设”为题发表了演讲。本场讲座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国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国研智库）承办。

　　中国智库的“伐谋”能力不足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简称人大重阳）作为一个新型智库，在习近平总书记批示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大背景下脱颖而出，受到业界和社会瞩目。

　　王文介绍了人大重阳的概况及其发展历程。他表示，人大重阳的产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特殊时代。2013年以来，中国智库界作为学者行业一个特殊群体的社会地位开始突显。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一次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写入党中央的最高文件，以及2015年初，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智库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的高度，成为现代国家治理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行业在中国呈现井喷式发展。二是人大和重阳的特殊基因。三是特殊机制与特色团队。在财权、物权、人权、事权上，人民大学对人大重阳充分放权。

　　“智库发展迎来了‘黄金时代’。时代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机遇，时代给了我们特殊的机会。”王文从几个方面分析了智库面临的机遇，包括：网络技术放大了新型智库的社会曝光度，政治改革提高了新型智库的决策重要性，国家博弈加重了新型智库的战略执行感，中国崛起拉升了新型智库的国际权威度等。他认为，整个全球转型、互联网转型带来政策改变、政治改革以及对智库作用的提升，经济转型、国家博弈是新的特点，为我们提供了重大机遇。

　　“当代智库源于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专业化、服务对象特定化。”王文说，为决策者服务的智囊早已有之，但“智库”一词（英文“Think Tank”）诞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欧美国家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推进外交政策更好实现的产物。美国知名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麦甘根据智库运营方式的不同，将智库分为政策制定型智库、政府代言型智库、学者型智库、影子型智库和社会活动家型智库等。若从服务对象的分类看，不同智库之间的功能差异也很明显。

　　智库应对的对象有哪些？王文指出，从最终目标看，智库的目的是要影响决策层；间接目标主要是影响媒体、同行；辅助目标包括国际媒体、国际同行，提升国际影响力，增加国际认可。

　　2013年4月之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时代正式开启。何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王文将其归纳为八个字：“咨政、启民、伐谋、孕才”。他认为，中国的智库在咨政、启民、孕才三个方面都已卓有成效，但在伐谋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而美国智库恰恰在伐谋方面最为擅长，伐谋是智库必须有的对外功能。他们通过设置全球议程、影响国际舆论、广交各国朋友、影响他国政策来实现伐谋。中国智库目前伐谋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中国没有形成能够走出国门的世界组织；中国智库的国际感召力不强；中国智库难以干预全球话语；中国目前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的能力较弱。

　　产业化、专业化、职业化亟待加强

　　近几年来，我国智库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仍面临着很多问题。王文分析，一是高质量智库建设滞后，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不相称。二是中国智库整体发展水平不平衡。多数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的思想产品产出能力，尤其是高水平思想产品产出能力与国内外知名智库存在较大差距。地方政府理解、细化、执行国家层面公共政策的情况，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实际效果影响较大。因此，提升地方智库的发展水平，与建设高质量智库共同成为影响中国智库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方面。三是智库发展经费支持不足。四是智库制度化建设有待加强。

　　王文还指出，国内对智库的理解存在不足。智库不仅仅是研究机构，也负有传播知识的任务；不仅仅要服务于领导与决策层，也要服务于社会与大众；智库不仅仅是高大上的事业，也同样是下里巴人，智库从业者要“上得了学术殿堂、下得了智库厨房”。另外，智库研究是一项复合的任务，不只是研究，要有强烈的选题意识，对时效性要求较高，有的需要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就为决策者生产一份研究简报。这就需要“团队作战”，需要更多研究辅助、运营人员。

　　美国智库的某些操作方式值得我们学习。王文介绍，目前美国智库的发展有三大动向：一是市场推广费用的增加，智库的大量资源与预算集中在游说和推广上，包括用于网站、视频、新媒体，有的智库在这方面的费用甚至达到总费用的50%。二是智库人员的去学术化。在美国智库中，研究人员数量一般只占整个机构人员数量的50%。员工中博士毕业生的比例显著下降，有的甚至降到了百分之十几。三是高校智库的崛起。

　　参考美国智库的经验，王文说，对智库学者工作能力的要求也更复杂，既要会写上万字的长篇政策报告，也要写两千字左右的短篇内参；既要学会接受采访，应对媒体，还要经常参加政府部门的咨询会议；既要进行学术论证与资料收集，也要言简意赅，切中要意。他特别强调，智库学者不只是生产思想，还需要关注思想的传播，传播工作的背后则是一系列复合式的行为运营。

　　“中国智库在产业化、专业化与职业化这三方面不如美国智库。”王文具体分析说，在产业化方面，中国智库尚未形成产业，欠缺市场化机制；在专业化方面，中国智库缺少分工，缺少研究员以外的专业化人员，特别是专业的传播人才、运营人才；在职业化方面，中国智库学者的职业素养有待加强。

　　王文提出，中国智库人亟待加强三大意识：问题意识、时效意识、家国意识。

　　新型智库发展重在改革创新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当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不仅需要高质量的研究报告来支撑，也需要有智慧的营销策略来传播。智库的发展需要改革和创新。王文提出了智库改革的五点建议，包括：谋断互动机制、思想市场机制、人才拓展机制、融资运营机制和全球传播机制的改革。

　　谋断互动机制的改革。这是国家层面需要做的。目前，我国决策体系（“断”）仍是相对封闭的，不足以最大范围内吸收社会最优秀、最睿智、最出彩的思想与策略建议（“谋”），更难以打造出某种开放式的智库文化。应当通过改革，以互联网思维，构建政策开放讨论和决策制定社会化的网络，促进决策者、研究者和公众多方频繁而有效的积极互动，强化一流智库在公共政策制定层面的重要角色。

　　思想市场机制的改革。思想是有价值的，没有价格如何体现思想价值呢？在美国，智库业界的跳槽频繁，这就是思想市场。而在当下的中国，政府与智库的地位是不对等的。面对决策者，智库对自身的思想贡献与工作价值几乎没有议价能力。新型智库的建设，必须打造良性运行的思想市场，发挥市场在思想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为有价值的研究报告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研究经费，进而健全与此相关的激励机制，吸引优秀研究者为国家效力。

　　人才拓展机制的改革。建设新型智库需要打造中国式“旋转门”，定期选派一些学者到各级政策研究室、办公厅挂职锻炼，选拔一些官员到各类智库锻造。长期下来，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将大大加强，学有所用的智库学者与有思想底蕴的官员将大量应运而生。智库还需要构建一整套激励、淘汰、考核、规划、管理等内部机制，形成综合型的人才队伍，建立高水平的管理团队和服务团队。

　　融资运营机制的改革。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复合化融资能力，拥有庞大的“金融蓄水池”，通过金融运作进行保值、增值，保证智库长期运营，成为“百年老店”。类似融资能力是中国目前靠行政拨款的官办智库、经费捉襟见肘的民间智库所望尘莫及的。因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必须建立中国式“金融蓄水池”。要推动研究任务和经费预算的市场化转型，对有志于投入智库建设的基金给予政策扶植与鼓励。

　　全球传播机制的改革。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开拓国际化的视野，将智库建设纳入到国家外交大战略的体系中来运作。应当转变“外交无小事”的固有认识，而应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智库就各个“小事”灵活进行国际交流，建立中国整个外事部门与各级智库之间的广泛联络、沟通机制。还可以利用中国先进智库培训国外官员等方式，为国家外交大战略的实施与推广，广交国际朋友。

　　“目前我国的智库是库多智少，鱼龙混杂。对于优秀的智库思想来说，更重要的还是要使其具有可传播性，提升在社会和高层受众中的话语权。智库产品要接受传播层面、受众层面的洗礼。”王文强调，当前全球智库普遍致力于打造影响力。影响力是新型智库的生命源泉、工作目标、核心任务。（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