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非系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月11日中评网。

10日下午，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非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新书《回应：关于“一带一路”十种声音》发布致贺信。他在信中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创新之举，“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路径、新思想，“一带一路”提升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何亚非表示，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在跌宕起伏的前期。“一带一路”倡议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至今，已有八个年头，成果丰硕，前景看好，是风云激荡的世界变局中一枝挺拔向上的大树！

他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是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和实现步骤，它追求在国家间建立更为广泛的合作共赢关系，与当前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的丛林法则形成鲜明反差。“一带一路”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自身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创新、务实之举，既有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又有中国发展模式的实践根基。

何亚非指出，当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处于十字路口，西方经济新自由主义日薄西山，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汹涌，全球治理体系亟需结构性改革。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全球化面临何去何从这一关键时刻，国际社会聚焦中国，聚集东方，而“一带一路”代表的互利共赢思想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共识”。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创新之举。何亚非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凸显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应运而生，成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其中，中美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乃至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了“G2”的概念，暗示中美进入共生时代。中美都不赞成这样的提法，尤其在美国对华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美国不可能将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部分让渡给中国。在大国难以达成新共识的当今，全球治理面临重大挑战，缺乏活力和新思想。

他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创新，“创新”既说明其与之前中国国际合作路径有所不同，更体现了理念的超越。原有治理模式存在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而“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和共享”，符合古代丝绸之路和如今合作互利共赢的深刻内涵。

何亚非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缺陷的补充。现有治理体系本质上由西方主导，导致了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和国家间和一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帮助他们发展并共享发展成果。

何亚非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中国绝不是挑战国际体系，而是考虑如何让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通过“创新治理机制”为发展中国家寻找更好的发展道路，以完善现有治理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路径、新思想。何亚非表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就是合作共赢，实践是加强各国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互联互通，增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他说，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已久。美西方国家作为该体系受益者，数十年竭力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推向世界，现在被世界经济持续下行、危机不断的现实击碎。“一带一路”将中国成功发展的道路、理念和方案注入全球治理框架中，深刻反映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

何亚非认为，“一带一路”有着非常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在西方用坚船利炮推动全球化之前，丝绸之路已存在上千年，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是贸易、文化的大动脉，更是和平之路。在中西方交往中形成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这一精神。

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折射的是平等合作理念。现有西方治理体系本质上是话语霸权，强迫发展中国家服从既定议程。“一带一路”追求“共商、共建、共享”，充分考虑主权平等原则，照顾参与国家的关切和诉求，是中国传统文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真实写照。“一带一路”是一条开放之路，中国以包容的姿态欢迎所有愿意参与的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

“一带一路”提升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何亚非说，“一带一路”倡议自实施以来得到许多国家积极回应，写进了联合国大会决议，提升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他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广泛支持和认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中国发展的理念和路径符合他们的诉求。这些国家独立后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但并没有在国际体系中取得相应的话语权。而“一带一路”释放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充分体现了平等参与原则，给予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话语权的重要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满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何亚非说，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亟需的“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大量资金支持。以亚洲为例，亚洲基础设施资金需求约为每年8000亿美元，而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拨给亚洲国家的份额仅为200亿美元”，无法满足需求。“一带一路”着力提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并为此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资金，拓宽了这些国家的融资渠道。中国还努力将“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相对接，提供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沿线国家感受到和平与平等，得到切实的收益。

他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打破西方金融话语垄断。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一直掌控在美西方国家手中，它们对这些机构的垄断体现在份额、领导人岗位及资金流向等。

何亚非指出，中国为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供给，先后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等互联互通项目提供新的融资渠道，并带动私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何亚非说，“一带一路”倡议实质上是中国力所能及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凸显了中国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援助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转变。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期间，在中国的力推下，发展议题首次纳入全球治理议程。

最后，何亚非表示，世界在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需要更多的符合各国发展的全球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延伸将为我们提供全球治理的成功经验。（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