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5日《成都商报》。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成都打破“西部桎梏”、打造开放前沿的机遇和挑战在哪里？成都应当如何与西部地区互联互通，带动地区的开放水平？城市外交的新模式将给成都的对外开放带来哪些改变？成都商报记者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作为“一带一路”研究专家，他从国家战略布局的层面，分析了成都开放的局面和更多的可能。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为何看好蓉欧快铁？

　　与其他开设中欧班列的城市相比，成都的蓉欧快铁耗费时间更短，11天左右。而且，成都连接欧洲的终点是波兰，波兰经济在中欧比较好，发展潜力不错，现在搭上蓉欧快铁迅速成为联系欧洲的门户和桥梁，包括蓉欧快铁继续往北延伸，到达德国、荷兰的港口，将来陆海联通会更好地发挥它的效应。所以我很看好它的前景。

　　何为内陆发动机？

　　“发动机”是站在区域经济角度，来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几大经济体和城市群。“一带一路”提出来后，开放是更全面更包容的开放，要把内陆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变成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比如新疆，五口连八国，一路连欧亚；比如云南，延伸到东南亚和南亚；中间就是我说的“内陆发动机”，既有成都，也有重庆和西安。在互联互通的经济圈建成后，这片区域是经济增长的腹地，是对外开放的基座。

　　城市外交带来什么？

　　落实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城市外交是融入到衣食住行中的。对成都人而言，古代丝绸之路带来番茄、西瓜，现在也能带来波兰苹果、德国牛肉。成都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支点之一，那么现在成都的丝绸能不能与国外创意性产业相结合？更多的，教育、学生之间的交流、培训，金融业、电子商务不都是潜力巨大的业态吗？普通市民也能享受国际交往带来的好处。

　　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今后5年，全市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将增强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功能，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充分发挥国际机构和世界500强企业集聚优势，大力拓展对外交往渠道，全面提升国际交往便利度和交流合作紧密度，增强国际资源要素的吸附力，建设国家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和国际友好往来门户城市。

　　发展机遇   “我很看好蓉欧快铁前景”

　　成都商报：目前我国已有25个城市建立中欧班列，根据去年的数据统计，成都的中欧班列蓉欧快铁开行数量最多、最稳定。为什么内陆城市成都拔得头筹？“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成都开放的机遇和空间在哪里？

　　王义桅：“一带一路”的提出，将来可能或正在开创一种全新的“中式全球化”。不同于欧洲人开创的海洋型全球化，新的模式打开了内陆贸易的潜力。处于内陆的城市通过打通开放通道，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成都就是一个例子。

　　放在一个历史的视野来看，“一带一路”实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兴和创新。古代丝绸之路衰落推动欧洲人走向海洋，开创海洋型全球化，原来的贸易90%都是通过海运，沿海港口成为贸易前沿，内陆地区因运输成本比海运高，发展相对滞后。现在“一带一路”提出陆海联通，通过政策发展、技术沟通、观念改变，天堑变通途。我考察过，中欧班列的运输成本大概只有空运的1/5，比海运缩短了一半时间。同时，海运适合运大规模装备，空运运轻巧的东西合算，中欧班列就能运中等的。

　　具体到成都，与其他开设中欧班列的城市相比，成都的蓉欧快铁耗费时间更短，11天左右。而且,成都连接欧洲的终点是波兰，波兰不到15年由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为高等收入国家，经济在中欧比较好，发展潜力不错，现在搭上蓉欧快铁迅速成为联系欧洲的门户和桥梁，包括蓉欧快铁继续往北延伸，到达德国、荷兰的港口，将来陆海联通会更好地发挥它的效应。所以我很看好它的前景。

　　还有一个因素，是成渝经济区增长的潜力非常大。中国18个省份跟“一带一路”直接相关，按区块划分，成渝经济区正处在陆上、海上重要的枢纽地带，尤其是长江经济带，国内是通过长江经济带连在一起的。成都是西部的硅谷，大量高新技术产品、电子产品通过蓉欧快铁运到欧洲，体现了内陆贸易的潜力。

　　内陆发动机  经济增长腹地、对外开放基座

　　成都商报：你曾在谈到“一带一路”战略时,把成都形容为“内陆发动机”，为什么？成都将怎样“发动”内陆，扛起西部地区对外开放重任？

　　王义桅：“发动机”是站在区域经济角度，来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几大经济体和城市群。

　　“一带一路”提出后，开放是更全面更包容的开放，要把内陆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变成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现在把西部变成改革开放前沿，给这些地区带来发展的希望。比如新疆，五口连八国，一路连欧亚；比如云南，延伸到东南亚和南亚；中间就是我说的“内陆发动机”，既有成都，也有重庆和西安。在互联互通的经济圈建成后，这片区域是经济增长的腹地，对外开放的基座。

　　再说怎么开放的问题。首先还是要依靠中欧班列做出规模效应。现在有十个欧洲国家的15个城市，跟中国25个城市建立了中欧班列。常态化地开下去，随着越来越多中欧班列开辟，会形成规模和系统效应，成本会大大缩减，尤其是越来越多沿线的布局会打开，越来越多城市之间互联互通，陆海再联通，就更合算了。

　　成都跟其他24个开设中欧班列的城市肯定会有一定的竞争，这种竞争是良性的。竞争形成气候。当然需要上层统筹协调，现在国家发改委也在协调。今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包括地方合作、便利化通关等很多内容都会在论坛上讨论。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会进一步挖掘其潜力。

　　未来，中欧班列可能更多是协同发展，以更合理的分工达到互利共赢。比如义务的小商品、成都的先进制造业、郑州的中转，在竞争中寻找定位，实现差异化竞争。

　　还有一个路子，是真正形成陆海联通，成都与昆明通上高铁后，由昆明再进一步延伸到中南半岛，南亚、东南亚一下子打通了。

　　但这些构想，开放的模式，都基于一点——互联互通，也就是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往小了说，互联互通是一个城市对外开放的形式。往大了说，互联互通是通过技术、资金的优势，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比如产业标准、大宗商品的话语权、贸易规则的话语权等。

　　城市外交  今天更多带动了地区间经济合作

　　成都商报：成都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不断亮出城市名片。你如何看待城市外交的兴起？城市外交将在哪些层面为城市发展提供动力？对普通市民而言，它又能带来什么？

　　王义桅：2014年，“城市外交”首次从官方渠道提出，但学界一直很关注。在全球资源重组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地位和角色日益凸显。中国60%的人都生活在城镇里了，城市代表了中国未来的形象，城市之间的合作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国家的形象。城市之间的交往本身更加灵活有针对性，由城市担当领头羊的角色，将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落实到地方、企业和民间等的对外交往与合作，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既是干实事，又是建立城市的品牌意识。

　　今天的城市外交更多地带动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比如设立一些产业园区。成都在本地落地了一些国际合作产业园，但去海外落地产业园还比较缺失。据我所知，一些央企、国企在白俄罗斯、埃及、泰国搞产业园，这些都是成都可以效仿的。这几年，内陆地区、沿边地区会成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我觉得城市外交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现在的城市外交更加有目的性，更加服务于互联互通，更加有动力，方向更加明确。

　　上升到外交层面来说，城市“引进来”和“走出去”有着国家意义：吸引跨国公司进来，发挥地方城市的积极性，鼓励城市走出去，展示中国多面的立体的形象，用城市梦打造中国梦。落实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城市外交是融入到衣食住行中的。对成都人而言，古代的丝绸之路带来番茄、西瓜，现在也能带来波兰苹果、德国牛肉。成都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支点之一，蜀锦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商品，那么现在成都的丝绸能不能与国外创意性产业相结合？更多的，教育、学生之间的交流、培训，金融业、电子商务不都是潜力巨大的业态吗？作为普通市民，也能享受国际交往带来的好处。（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