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英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刊于《中国金融》2019年第5期，为“带路回应专栏”系列文章。

近六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要进展，但在认识上也存在一些误区，西方媒体质疑的所谓“债务陷阱”就是其中的代表。2019年“两会”期间，又有多位部长被外媒问及“一带一路”是否存在“债务陷阱”的问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一带一路”不是“债务陷阱”，而是“惠民馅饼”，不是地缘政治威胁工具，而是促进发展的机遇。

将“一带一路”与“债务陷阱”挂钩的是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切拉尼教授（Brahma Chellaney）。2017年，这位印度学者将中国描绘成借用主权债务强迫他国臣服的所谓帝国主义形象，提出所谓“一带一路”的“债权帝国主义”论调，并以中国近年来收购或投资建设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希腊比雷埃夫斯、吉布提、肯尼亚蒙巴萨等海上港口要冲为例，构陷中国正在使“从阿根廷到纳米比亚再到老挝等许多国家陷入债务陷阱”，称中国迫使这些国家为避免债务违约而让渡本国主权及资源，进而得出“一带一路”实为中国建构帝国主义的野心计划。由此，“一带一路”令沿线国家背上巨额债务的“债务陷阱论”出现。

西方媒体或学者把“一带一路”与“债务陷阱”挂起钩来，其背后是政治企图和偏见在作怪，对此无需大惊小怪，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首先，从沿线相关国家的债务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并未使其债务高企。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债务率总体稳定。“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债务高企，并非如西方所言是由于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所导致，而中国企业投资参与港口建设也并非仅是承包工程，而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共享。不少欧洲国家债务率高于60%，而其尚未彻底从欧债危机中走出来，受到3%的赤字率和60%的债务警戒线限制。

从非洲来看，被誉为肯尼亚“世纪工程”的蒙内铁路，连接该国首都内罗毕与其第二大城市、非洲东岸第一大港口城市蒙巴萨，其地位形同“京沪铁路”。蒙内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为当地创造了近5万个工作岗位，拉动经济增长约1.5个百分点，而且为东非多个国家提供了出海口。建设蒙内铁路的过程中,中方企业和金融机构坚持充分考虑肯尼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坚持以铁路的经济社会效益为导向，在科学的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基础上设计建设方案和融资规模，严防为其造成新的债务风险和财政负担。实际上，蒙内铁路并没有导致肯尼亚债务率高企，从2007年至2017年，肯尼亚的外债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2017年最高为33.33%，远低于欧洲国家60%的债务率警戒线，由此也可见，所谓的“债务陷阱论”完全是罔顾事实。

与此同时，被西方炒作的另一个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正在向中国学习“要想富先修路”，从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大量投资，埃塞俄比亚的外债率也很稳定，2017年为32.97%。笔者曾就外债问题向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提问，他表示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前景看好，并不担心债务率。

从南亚来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仅吸引到沙特阿拉伯200亿美元的大笔资金投入，而且英国等国都对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充满期待。根据2017年斯里兰卡中央银行发布的报告，斯里兰卡外债总额为518亿美元，与中国相关的债务只占10.6%，而这其中有61%的中国贷款利率远低于国际市场。近年斯里兰卡的经济增长速度在7%左右，汉班托塔港的建设将使斯里兰卡经济发展如虎添翼。

总而言之，作为多国的“债权国”，中国从未试图以某些西方媒体描述的“债主”身份谋求特殊利益，而是利用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和创收。

第二，需分清“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债务结构。共建“一带一路”所产生的债务，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对应的资产，因为“一带一路”是共商共建共享，因此，建设项目不仅由中方和当地企业共建，还有第三方国家企业参与，资金来源多元。共建“一带一路”产生的债务是用于发展而非消费，终将增强经济实力，这与西方国家债务用于消费不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是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共同投资建设，而非单纯债务，混淆投资与债务是曲解。此外，对于发展中国家也不能简单生搬硬套60%的债务率和3%的赤字率。对于个别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率高企，应该客观分析其发展阶段。欧债危机十年来，包括德、法等在内的核心区国家债务率都超过60%。《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设置3%赤字率和60%负债率的静态标准作为欧盟国家债务警戒线，但并不适用于新兴经济体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以此衡量“一带一路”国家债务有失偏颇。

第三，需分清“一带一路”债务的存量和流量。新增与历史债务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分清增量与存量。比如老挝、纳米比亚等国家债务高企并不在于中国的主权债务。五年多的“一带一路”建设所新增的债务仅占这些国家政府债务的一小部分，并且这些债务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完全能够保障该国偿还债务。统计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政府债务来自商业银行、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以及其他国家的占比分别为38%、36%及26%，显而易见，中国在其中并不占主要部分，更何况“一带一路”通过金融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债务也并不直接构成外债。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债务高企的部分原因反而是近些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以及美联储加息导致利率提升致使美元走强，进而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创收减少，债务凸显。

其次，从金融供给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债务情况。

中国已加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以减少相关国家债务水平。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存在缺口是客观存在的，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缺口每年在1.7万亿美元，减去政府及金融机构可提供的资金，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缺口每年在1万亿美元。由此，中国倡导成立了注册资本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截至目前亚投行成员国共有93个，也并非中国一家独大。

从政策性金融来看，为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加强产82业合作、金融合作等，2014年中国投资设立了注册资本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增资至1000亿美元，第一笔资金16.5亿美元投资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卡洛特水电站上，并以银团贷款的形式带来更多资金投入水电站建设。此外，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保驾护航。

从开发性金融来看，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专门为“一带一路”提供3800亿元的专项贷款支持，由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支持。

从商业性金融来看，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中国银行业机构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开设分支机构，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及贸易投资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

2017年，在中方倡议和推动下，为推进“一带一路”融资体系建设，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支持力度，中国与26个国家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这26个国家来自拉美、欧洲、亚洲和非洲，包括智利、阿根廷、白俄罗斯、捷克、埃塞俄比亚、希腊、匈牙利、肯尼亚、老挝、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卡塔尔、俄罗斯、塞尔维亚、瑞士、泰国、英国等。

此外，中国还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加大对“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和安排。

最后，从事实来看，“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而是“惠民馅饼”。

截至2019年3月6日，中国已经与123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建立了50多个国际产能合作机制，包括丝路基金在内的为“一带一路”提供支持的资金平台超过20个。

“一带一路”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令“天堑变通途”。东非开通了第一条高速公路，马尔代夫架起了第一座跨海大桥，白俄罗斯首次发展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内陆国哈萨克斯坦有了自己的出海通道，中老铁路全面开工建设，中国企业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愚公移山”，用900天时间修建19公里开山铁路解决了乌兹别克斯坦1000多万百姓的出行问题，在“一带一路”与光明之路对接支持下，哈萨克斯坦提前完成2030发展规划。不仅亚非、拉美国家，包括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也都参与了共建“一带一路”，开通1万多班次的中欧班列，成为亚欧大陆上距离最长的合作纽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港口建设、航线开通，促进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了贸易物流，提升了发展能力，提振了世界经济，增进了世界人民福祉。

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绝非用债务手段控制他国主权来实现自身“帝国主义野心”，而是诚恳地用中国智慧、中国制造为世界经济发展作贡献。正在国际上认为非洲陷入债务危机而热钱乘势逃离之时，中国则选择坚持与非洲合作，在“三网一化”（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区域航空网和工业化）基础上，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又提出了惠民的中非合作八大行动计划，包括六大类各五十个具体项目，通过“一带一路”各项资金的支持推动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农业、工业及通信、医疗等民生项目发展，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现代化。

因此，“一带一路”不仅没有制造“债务陷阱”，反而是在向沿线各国“输血”。尤其是，在全球面临贸易保护主义挑战、世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坚守共商共建共享三原则，对接各国发展战略，增强各国发展动力，将进一步为发展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化贡献力量。（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