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26日“中国文化网络传播”微信公众号。

　　2016年5月1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指导，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文化网络传播首届高峰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当天下午，“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分论坛在京师大厦307会议室成功举行。

　　本次论坛上，来自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大唐电信集团等各界领导、学者和专家汇聚一堂，分别就“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从不同角度进行主题发言，研讨热烈，成果丰硕。

　　本期特推送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教授撰写的论坛特稿，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一带一路”时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处理好我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关系，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务实推进和舆论引导的关系，国家总体目标和地方具体目标的关系”。以辩证法思维，可将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概括成“一带一路”建设的十大关系：

　　（一） 虚与实的关系

　　一些西方人用习惯看油画的心态质疑“一带一路”，认为它缺乏清晰的内涵、路线图，其实“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倡议，是愿景和行动的结合，是内外发展的结合。拿习近平主席的话来说：“‘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一带一路”既是山水画也是油画。对外讲“一带一路”既要注重写意，也要兼顾写实：对世界与地区大国、文明古国可以宏大叙事，着眼长远，激励文明的共同复兴；对小国、弱国则注意细节，多讲“一带一路”给当地、当下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二） 冲突与融合的关系

　　尽管“一带一路”涉及的很多国家处在欧亚大陆文明断裂带，但是在断裂之外我们也应看到文明的融合。比如阿富汗，处在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一书所描绘的文明断裂带，但我们也看到伊斯兰教、佛教并存的现象，巴米扬大佛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因此，建设“一带一路”要树立辩证思维，既要看到文化、语言的隔阂，比如中国与许多邻国彼此间心理距离远大于沿线国家与西方距离，也要看到民心相通存在千年之久，共同的历史记忆普遍存在。要挖掘被现代性掩盖的传统性，让历史的记忆在今天形成共鸣。因为我们仍然在与西化的世界打交道，沿线许多国家是欧洲前殖民地，建设“一带一路”就要抓住欧洲。

　　（三）机遇与风险的关系

　　《易·说卦》曰：“坎为通。”这是辩证看待“一带一路”机遇与风险的写照：机遇和风险是一枚银币的两面。既要看到风险虽然不可避免，但是机遇也切实存在。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一些中国学者很早就这么说。但是，他们说的时候是想表明中国提供国际合作公共产品的机遇，而其他国家可能感受到中国经济扩张乃至军事扩张的威胁。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带一路”的样板房、示范区，形成“抓住中国机遇，早得益；杜撰中国威胁，早受累”的景象。对外讲“一带一路”不可把机遇讲得太满、太多，一定要客观、冷静分析风险，否则对方会质疑“too good to be true”（有这么好吗？）。正因为风险无处不在，所以需要共商、共建、共享。主动讲问题和风险，体现了中国人的自信。

　　（四）我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这是不少人的疑问，包括中国人自己都开口闭口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其实，我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建设“一带一路”不是我们一家的事。“一带一路”建设不应仅仅着眼于我国自身发展，而是要以我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我国发展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建设“一带一路”，既有中国产能过剩的客观需要，也有沿线国家对中国优质富裕产能的渴求，故此形成国际产能合作与装备制造合作机遇，更多的还是沿线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出与其人口在世界上的比例严重不匹配，前者才是后者的一半，故此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如此欢迎。可以说， “一带一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它既是中国模式的体现，也在帮助实现其他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它在解决中国发展问题，也在解决世界发展问题。

　　（五）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要发挥政府把握方向、统筹协调作用，又要发挥市场作用。政府要在宣传推介、加强协调、建立机制等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同时要注意构建以市场为基础、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广泛调动各类企业参与，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形成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的合作模式，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

　　的确，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发挥社会积极性，尊重所在地区社会习俗和法律标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要求。“一带一路”建设不能完全靠政府，否则让人家觉得这是战略，也不可持续，风险极大。通过政府服务，让企业，通过公私合营模式（PPP），成为“一带一路”的主体，通过市场化运作，符合国际规则，才能打消国际疑虑，更好与其他合作架构、发展规划对接。国有企业开始起主要作用，但在市场化较高的国家，就要注意反倾销、反补贴的问题，要符合劳工、环保标准，对于非WTO成员国则要尊重当地历史文化与宗教传统。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重视与对方政府打交道，不够重视社会层面沟通，与当地NGO打交道缺乏经验。如今“一带一路”要接地气，要让“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中国服务”等飞入“一带一路”寻常百姓家，从全球化到本土化转变，就必须发挥好行业协会、华人华侨的天然纽带作用。企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律，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六）取与予的关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潜力大，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先予后取、多予少取，甚至要转让技术，帮助对方制订法律和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要统筹我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调动沿线国家积极性。”毕竟，“一带一路”是百年工程，要从改革开放前阶段的“互利双赢”向“合作共赢”的思维转变，利我与利他结合、双边与多边结合、取与予结合，既要授人以鱼，也要授人以渔，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言行一致，致力于共同繁荣发展。

　　（七） 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关系

　　古代丝绸之路是贸易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今天的“一带一路”也同样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文交流合作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真正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加强同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广泛社会基础。要加强同沿线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共同营造良好环境。要重视和做好舆论引导工作，通过各种方式，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传播好“一带一路”声音，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舆论环境。为此，“十三五”规划纲要第五十一章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共创开放包容的人文交流新局面”列为第三节专门论述，既强调合作共赢，也强调交流互鉴，建议加强青年交流，用好互联网，建设“一带一路”媒体联盟、智库联盟，打造形式多样的地方伙伴关系和人文交流机制。

　　（八）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

　　不同于另外两大发展战略——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主要在国外，要统筹好对外开放和维和国家安全的关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比如，“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半数为伊斯兰国家，主要又是通过新疆地区实现互联互通，这给国家安全带来挑战。中亚、东南亚地区的三股势力也通过互联互通更便捷地进入中国，增强我安全风险。“一带一路”建设本身需要我大量劳务人员和法人走出去，长期在国外工作、生活，海外利益风险大幅上升。当然，建设过程中安全风险增大，互联互通最终有利于消除种种安全风险，尤其是民心相通本身就是对安全风险最好的解药。

　　（九）务实推进和舆论引导的关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把我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这就要求我们，既要会做，也要会说，把握好务实推进和舆论引导的关系。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贯彻“知行合一”的理念？这是巨大考验。尤其是，许多国内企业、地方团体借助“一带一路” 一窝蜂走出去，可能败坏“一带一路”声誉，违反丝路精神。与此同时，中国还要帮助沿线国家做到“知行合一”，更好与中国模式对接。这就更难了。针对各种各样的误解和疑惑，正确、适时进行“一带一路”的舆论引导和塑造，就显得尤其重要。

　　（十）国家总体目标和地方具体目标的关系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既要确立国家总体目标，也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地方的规划和目标要符合国家总体目标，服从大局和全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倒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上来。要立足本地实际，找准位置，发挥优势，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果，努力拓展改革发展新空间。

　　的确，地方与中央同时发力才是建设“一带一路”带来双引擎。但在国内，地方竞争是常态，这也带来了国内“一带一路”热 ，但沿线国家政治体制不一，地方与中央关系迥异于我。“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主要可以在地区国别和专业领域两个方面展开。地方政府、城市如何参与“一带一路”？成都和波兰罗兹之间蓉欧铁路的交流合作，为城市如何进行外事外交，树立了榜样。中国台湾地区也能从能源、物流等领域着手，通过进行两岸合作，带动更广泛的东亚地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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