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晨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国际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关照宇为人大重阳助理研究员，人大重阳实习生张哲宁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刊于8月31日国际在线。

　　自2006年联合国大会期间，中、俄、印、巴四国外长首次实现多边会晤，金砖机制已经走过了第一个“黄金十年”。

　　然而，这些年来，一直有人在说金砖各国差距太大，分歧严重，“同床异梦”。

　　确实，金砖各国有差异，有分歧，甚至有对抗。但是，“金砖”之所以成为金砖，能迎来他的第二个“黄金十年”，是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具有四大共同特点：规模大、求改革、谋发展、有潜力。换句话说，具备这四大特点的发展中国家，才能成为金砖国家。

　　发展中的“超大型”国家

　　将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这四个文化历史差异巨大、社会传统有所差异、地理相隔甚远的国家“打包组团”，进而成为一个投资组合，并非一位投行经济学家的突发奇想，其眼光独到之处在于发现千差万别背后的共性——体量大、面积广、人口多。是巴西不是阿根廷，是印度不是巴基斯坦，选俄罗斯不选土耳其，选中国不选印尼，简单说就是这四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超大型”。如果加上2010年的新成员南非，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已经占全世界的约26%，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3%。从2006年到2015年，金砖国家GDP占全球GDP比重由22.9%提升至30.7%，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2%；金砖国家进出口总额占全球比重也在逐年提高，由11.9%提升至17.2%。更重要的是，五个国家都走在让自己“变大”的发展道路上。

　　发展中的“改革型”国家

　　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表现分化。而这一切的深刻根源是全球不合理、不公正的经济与金融治理体系。对于新兴国家来说，底子不如G7老牌发达国家厚，面对世界经济风险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都很强烈，都有较强烈的意愿去推动国际经济与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如果不是五国过去的一致的这样的呼喊和呼吁，现在IMF能否在五年落实值得商榷；在气候变化等重要的磋商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的诉求也不会及时的被表达。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旧的全球治理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金融出现了泛化与虚化的现象。作为实体经济强国的金砖国家在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同时，也在稳步推进国内改革。

　　无论是印度的莫迪税案、巴西的特梅尔新政还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不体现着强烈的改革意愿。

　　发展中的“发展型”国家

　　金砖五国虽然在国情、政治经济制度、内外政策、经济周期等方面多有差异，但有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同属于“发展型”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最终让五国走到了一起。更为重要的是，五个国家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都选择了产业优先的道路，重视实体经济。这五个“发展型”国家也把国内发展理念落实到具体的金砖合作中去。2009年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堡峰会公报上只有15条，2016年果阿公报上就有109条，共同声明内容越来越广泛，涉及领域也越来越多，厦门峰会金砖领导人公报同样将会呈现全方位、全面性、广泛性的关于发展的合作共识。此外，五国都大力推动发展议题在全球治理中的优先地位，在联合国、G20等国际多边场合多有配合。此次厦门峰会也将成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计划（SDG）的一次落实会。

　　发展中的“潜力型”国家

　　2010年，“违背”奥尼尔的个人意愿，金砖将代表非洲大陆的南非纳入组织。金砖扩员之所以率先选择南非这个经济规模比其他四国小得多、当时也增长乏力的国家，就是看重其发展潜力。要知道2010年蹭着世界杯热点的南非，并没有摘掉“经济衰退”的帽子。这种看长线、看潜力的方式得到了回报。2016年，南非已经取代尼日利亚，再度成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现在，俄罗斯、巴西经济仍处在低迷期，让有些观察者质疑金砖的成色。不过，金砖国家的潜力还远远没有被完全释放。中国的工业实力与创新、俄罗斯的人工智能（AI）技术潜力、印度的消费增长空间、南非的辐射非洲大陆能力以及巴西的生物与基因多样性在未来都存在着巨大的挖掘空间。

　　从国际组织的生命周期来看，金砖集团仍然是“青少年”，正处于成长与发育期。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的经济下行压力仍然会很大，金砖的合作之路也不会平坦。然而如果对比G7与OECD，金砖的潜力很大，具备“成长基因”。金砖十年已经给世界带来了改变，未来潜力更值得去挖掘。（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