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亚非系前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刊于1月25日北京商报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全球治理思想的精髓。这一思想的提出，既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功治理基础之上，更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思想实践的升华之结果，是凝聚了中华文明“和”的核心价值，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各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有助于各国在面临三大严峻挑战时做出睿智的选择。

　　首先，世界面临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选择。各国齐心协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克服“逆全球化”潮流，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向更加普惠、公平、包容的方向发展。

　　目前，全球化进入了新时期，突出表现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加剧，世界范围的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政治极端化日趋严重。全球化面临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全球治理亟需调整和改革，以适应世界力量平衡的变化。

　　这主要源于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唯资本马首是瞻，内在的资本与劳动矛盾，即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失衡持续激化，社会不公现象严重，成为“逆全球化”主要推手。据美前财政部长劳伦斯估算，由于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美国最高收入1%的人需要每年支付1万亿美元额外税收才有可能缓解收入的极端不平衡。

　　这些矛盾的积累和爆发，导致不少极右、排外、崇尚狭隘民族主义的西方政党纷纷走近政治中心，普通百姓与社会精英的对立加剧，社会治理结构撕裂，引发历史罕见的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如今美国和西方国家出现的种种混乱或多或少与此有关。

　　其次，世界面临偏向追求狭隘的民族主义，还是追求国际社会利益与各国利益相一致的选择。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并付诸实践有助于寻求各国的共同利益。

　　作为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主导方，个别国家认为全球化偏离了自身利益轨道，不愿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开始重新制定国际规则。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1949年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再到如今进入习近平新时代，正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倡导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先进全球治理思想，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倡议，以促进中国与全球合作伙伴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给出了中国思想、中国方案，提供了新的全球公共产品。

　　中国在联合国和G20等范畴内积极推动发展议程的落实，无论是联合国2015千年发展目标（MDGs）还是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国都带头实践。事实上，中国的脱贫成绩占了联合国MDG脱贫目标的80%。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新年致辞中指出，到2020年中国将实现彻底摆脱绝对贫困的目标，这在中国5000年历史中是第一次，对全球的脱贫努力也是巨大的激励和促进。

　　再则，世界面临文明冲突还是文明融合的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助于各国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上，共同抵御“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地缘政治的干扰和冲击。

　　当今的国际体系，用基辛格的话来说，“正在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指1648年欧洲缔结《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世界岛”或者“中心—边缘”世界格局的终结，地缘政治进入力量重新平衡的新时期。

　　地缘政治复杂敏感给大国关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美俄对抗有增无减，再次进入冷战的可能性凸现；关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不绝于耳，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Allison）新著《战争命运注定—美中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就是其中的典型。

　　大国关系紧张既影响世界和平，也阻碍经济发展，根本性问题在于世界面临文明冲突，还是文明融合，这两者之间的抉择。

　　以亨廷顿教授文明冲突论为代表，西方主流思想一直以此指导其对外战略，对美国主导的西方文明始终有着与生俱来的强烈“优越感”，认为其衍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最好，因而极力推广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并把各种冲突都归咎于“文明冲突”。米尔海默斯教授《大国政治的悲剧》则进一步将此拓展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离岸平衡”的战略来遏制对付新兴大国崛起。个别国家最新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则直指“战略竞争者”，再次验证了其对外战略的“零和思维”。

　　大国关系需要加强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逻辑思维，努力建设“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定不移的继续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在世界陷入更大不确定性的今天，各国合作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人民的殷切期盼。（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