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亚非系前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刊于4月17日《人民日报》。何亚非新著 《风云激荡的世界——从全球化发展看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8年，对中国而言是改革开放40周年，对世界而言是国际金融危机10周年。历史不是线性向前发展的，跌宕起伏和曲折反复是常态。当前，世界局势愈加变幻莫测，全球化前景混沌不清，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正经历深刻变动。在混沌中找出全球化前行的轮廓并予以“再定义”，不仅需要哲学家的眼光、政治家的睿智、经济学家的判断，同样需要普通老百姓的直觉和感受。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和影响力日益上升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和世界政治经济新变局，积极引领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正是我们需要向国际社会提交的“答卷”，也是《风云激荡的世界——从全球化发展看中国的机遇与挑战》主要思考的问题。

　　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

　　“历史不会终结”。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断言，美国的民主自由思想体系已经占据永久的统治地位。但现在我们看到，全球化已把各国联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世界市场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的建立与逐步完善等制度性安排和规范符合世界各国利益，有利于全球生产链的发展和贸易投资的扩张，故而不会因为全球化的波折而倒退或消失。换言之，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历史将继续前行。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国际力量对比。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全球治理从过去的“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的历史潮流不会逆转。其间会有矛盾和摩擦，甚至会出现反复和冲突，但是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经济力量上升必然要求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为全球提供符合各国共同要求的“公共产品”，这是全球化新时期大国成长的必然路径。

　　孕育全球化、保障全球化发展的国际体制机制仍将延续。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建立起来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各种制度性安排不会倒塌，而是在调整、改革、完善的基础上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在可预见的将来，以大国战略均衡为基础和保障的和平局面仍将得以维持，虽然局部战争和冲突难以避免，但是世界大战依然打不起来。

　　新时代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

　　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治理的本质是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竞争。如今，全球治理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全球化出现许多新变化、新发展，是历史在倒退，还是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时代”？思考这个问题，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全球化的普惠性。全球化不是也不应成为少数国家和利益集团的特权，必须是各国百姓普遍参与、共同富裕的进程。去年5月份，中国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推进倡议的全面落地，正是想给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中国帮助非洲发展的思路凸显了全球化的普惠性。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非洲时提出中国帮助非洲发展“十点计划”，第一条就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非洲国家不能延续西方强加的单一经济发展模式。

　　其次是重视全球宏观协调、联动发展。世界经济是“一盘棋”，需要加强协调与合作，不能各干各的，相互踩脚。过去不仅发达国家难以协调自己的宏观政策，更谈不上世界范围的宏观协调。中国在这方面身体力行，早在2016年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时，就确立了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并把发展议题正式列入议程并取得实际成果，为各国经济联动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这是克服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步骤。

　　再次是中美两大经济体相向而行。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合作，反对保护主义，促进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将给世界强烈的信号，提振市场信心，减少波动风险。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如此之高已经把两国经济紧紧地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动辄搞反倾销、贸易救济调查，甚至不惜打贸易战，其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在全球治理中融入中国思想

　　在全球治理中融入“中国叙事”和中国方案，形成中国思想，逐步改变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思想的“西方叙事”独行天下的局面，使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公正，将成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新时期的主旋律，贯穿整个历史转折期。现有国际制度和制度性安排也将发生相应的转变和转换。

　　从目前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到建设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国在全球化新时期的良好愿景和理想，目的是消除由于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各异、文明文化差异、国家实力不等，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获利不同的不平等、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将为历史转换期大小国家和平相处，避免大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创造有利的国际大环境。

　　以全球伙伴关系代替军事同盟关系，以和平相处、和平竞争代替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走出一条全球化新时期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道路。亚太特别是东亚将是关键的地区，因为其中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东盟这些当今大国和主要地区国家组织。欧洲、中东也面临同样的选择和挑战。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全球化和现有国际体系的大框架内发展壮大，有望在未来几十年里成为世界强国。这是西方工业革命几百年来前所未有的现象，其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努力和坚守，也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维持和平发展的大环境。

　　负责任大国与负责任治理

　　在世界政治经济双双进入“新常态”的历史时期，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性大国，在几十年快速发展和国内成功治理的基础上，正在积极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努力提供体现中国智慧的全球公共产品，继续做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继续为国际秩序的转换和调整，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当前历史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需重点处理好以下关系。

　　“此扛旗”并非“彼扛旗”。作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国际秩序重塑的引领者之一，需要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特别是全球治理部分领域中“扛旗”牵头，但那是在这些领域发挥建设性的引领作用，贡献中国的思想、智慧和方案，为国际新规则的制定和新制度安排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而不是放弃“韬光养晦”，满世界去“扛旗”、去替代谁当领导。中国根本无意这样做。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发挥的作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补充完善而非“另起炉灶”。整个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难题如何破解？这实际上涉及国际秩序的重新塑造，需要在更加公平、公正的基础之上完善国际秩序以及全球治理体系。这自然会牵涉如何处理新秩序与现有秩序的关系、新规则与现有规则的关系、新兴大国与霸权大国的关系等等。整个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出现的问题，确实不是仅仅靠修修补补就能彻底解决的，但是这一进程必须是逐步改革、补充、完善的过程，并非“另起炉灶”，推倒重来，更不是哪个国家替代另一个国家。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涉及各国根本利益和全球化利益的分配格局，需要各国充分协商和谈判，需要建设具有合理、广泛代表性的有效平台，更需要有“同舟共济”的精神和共识。这在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调整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新时期，是个必须迈过去但同时困难重重的一道坎。通过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同努力，使命运共同体思想成为各国的共识，使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取得更大成功，将是今后几十年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历史考验。

　　化解地缘政治矛盾，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何破解地缘政治的冲突和纠葛，为全球化新时期新型全球治理消除障碍、铺平道路？反过来如何通过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来创造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双赢和多赢局面，为化解地缘政治矛盾创造条件？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出现“逆全球化”和严重“碎片化”的同时，世界主要地区地缘政治矛盾也在加剧，两者叠加的冲击力和破坏力不小。只关注地缘政治矛盾、追求地缘政治“优势”，必然导致国际大环境的恶化和大国冲突，而一味推诿于全球化出现的负面因素，不努力解决诸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等重大问题，则有可能使全球化进程夭折，从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和国际冲突。一战和二战的历史悲剧虽不太可能重演，但两次战争浩劫人类付出巨大代价的深刻教训不可忘记。

　　目前，恐怖主义泛滥、民粹主义思潮席卷全球、移民潮汹涌而至、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矛盾加剧。这些现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各国文明之间是相互融合还是冲突的深层次问题。中华文明素来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特点，从而成为世界上历经5000多年、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和现代文明。如何更好地利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来化解现代世界各种文明相互竞争、相互排斥的难题，是对中国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重塑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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