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明昊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9月6日环球时报。

　　G20杭州峰会让世界目光聚焦中国。此次峰会成功召开，向外界传递一条最核心的信息：全球化进程对人类有益，但需倡导新型全球化。

　　19世纪以降，在工业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全球化获得充足动力。然而全球化在过去两百多年间，亦是有起有落。两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是全球化的低潮，各国纷纷采取以邻为壑、害人损己的经济政策，终致惨烈战争重演。西方工业化国家一直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推手，尤以冷战结束后美国“独步天下”为甚。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互联网经济勃兴，在现代通信技术的助力下，跨国企业得以在全球构建生产链条。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廉价原材料、潜在市场吸引西方企业和资本家争相“开疆拓土”。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成为全球化的另一动力来源。

　　然而时移世易，当前全球化进程正面临转折。美国对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抱怨日深，包括就业岗位流向海外、技术优势渐被削弱等。眼下，包括希拉里、特朗普在内，不少美国有影响力的政客公开质疑自由贸易理念，指责中国搞不公平竞争。人员的自由流动一度是全球化的重要成就。然而在难民危机的冲击之下，欧洲民众的不安全感陡增，一体化进程受挫，英国“脱欧”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反欧洲一体化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势力随之坐大，如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丹麦“人民党”等等。

　　概而言之，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虽续有发展，但“西方”“资本”“国家”这三个重要角色的位置却没有被摆正。其一，全球化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西方化”，美欧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力图以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改造世界。其二，资本驱动的全球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导致美欧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还造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受损，一些自然资源条件差、地缘区位不佳的国家甚至长期处于全球发展的“边缘”地带，成为滋生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反全球化、反现代化势力的温床。其三，消减政府管制、弱化国家角色被当作全球化的目标，迷信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致使政府无为、治理缺位。

　　透过G20杭州峰会精心设计的议程，新型全球化的基本轮廓渐而清晰：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认真实施“结构性改革”，既需要“有效的市场”，也需要“有为的政府”，善于为长期经济增长寻求新的动力。其次，新型全球化需更为重视处理“分配的政治”，“有增长，无发展”的状况亟需改变，应进一步提升“发展”议题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让发展更具包容性，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享有全球化的成果。第三，更加重视气候变化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挑战，节制资本、增进公益，通过绿色金融、跨境联动等新方式予以应对，减少“全球治理赤字”。

　　在未来全球化的进程里，中国势必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G20杭州峰会或将成为历史的节点。（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