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联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发布于11月23日瞭望。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是今年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关心，世界人民关注。在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疫情在世界范围内长时间挥之不去、各国复工复产复学深受影响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稳如泰山，凝心静气，牢控疫情，抓紧复工复产，修复产业链、供应链，推动经济社会生活走上正轨，尽全力完成“十三五”规划中规定的各项任务，彰显了我们的制度优势。习主席说，这次疫情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我们要举一反三，进行更长远性的思考，完善战略布局，做到化危为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认为，这就是五中全会的重要意义所在。

为什么说这是在推动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呢？我觉得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到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我们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划上圆满的句号。“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再跃新的大台阶。而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要打好防范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这“三大攻坚战”，其中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最具重要意义。它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对此，要做好总结和收尾工作，一鼓作气走完“最后一公里”。

第二，党的十九大报告确定的战略安排，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还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们即将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作出新的部署。

第三，面对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总体形势，中国今后要能依然保持经济以较快速度、较高质量持续发展，必须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中国因素和世界因素统筹起来考虑；必须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同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统筹起来考虑；必须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同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统筹起来考虑；必须坚持底线思维，趋利避害，迎难而上。

第四，各方面各领域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愈加明显和突出。在当前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共十九大及历次全会精神的基础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集聚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展现出了谋划未来的责任担当和继往开来的历史担当。

二

这次全会作出的一个前提性的首要判断，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又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这是我们迈向新征程所处的基本态势。尽管目前国际社会遇到许多新威胁新挑战，尽管单边主义、霸凌行径仍在肆意妄为，但世界呼唤和平，呼唤正义，呼唤发展，呼唤团结。中国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经济长期向好，市场空间广阔，社会大局稳定。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创新能力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等等。我们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会议重点研究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并提出建议，同时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衔接起来，对中国未来五年以至更长时间经济社会发展的近期目标和远景目标、相应的战略部署、所涉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将要实施的重大举措等等，都一一作出了明确的有针对性的安排。所有这些，对全体中国人民继续勇往直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无疑是一种有益、必要的动员和激励。

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坚持扩大内需作为发展的战略支点，是未来五年规划最大的亮点。这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新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它一方面要求深化对内经济联系、开辟经济纵深，把扩大内需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和高质量供给创造、带动新的需求，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另一方面要求进一步对外开放，包括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创新贸易发展形式，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等等多个方面和领域。

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大搞保护主义，不断退群毁约，加之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遇到前所未有的阻碍。我们一贯认为，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其存在和发展与否，并不以某个国家或者某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历来坚定不移地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新形势下中国对接和联通全球化的新方法与新手段，是党中央科学应变作出的战略决择。我们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坚持创新在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着力释放内需潜力，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同“一带一路”建设、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结合进来进行。 “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需要中国。我们愿为推动人类实现持久和平、进步与繁荣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三

值得注意的是，全会公报中还特别提及要“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那么，新矛盾和新挑战到底有哪些呢？ 这里仅举几例。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秩序形成强大冲击。美欧等发达国家全部成为疫情重灾区，政府束手无策，到处推卸责任，甚至拿所谓的“群体免疫法”来糊弄、欺骗人民，以致那里的工业生产极度萎缩，生产停顿又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对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两端都造成严重影响。绝大部分产业链、供应链因此而瘫痪、断裂，并波及到全球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其危重程度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场经济危机。更有甚者，美国动辄挥舞单边制裁大棒，实施长臂管辖，鼓吹“脱钩”，围堵打压别国企业，人为切断世界资金流、技术流、产业流、人员流。

二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及相应的霸凌行径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美国在不断破坏甚至试图扼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逼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威胁广大中小国家安身立命之本。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因特朗普政府违反世贸规则而陷于瘫痪。近百个国家采取不同程度的出口限制措施，间接助长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一些国家的双边或小多边贸易安排也冲击多边贸易体系。一些极端政治势力则重拾“冷战思维”，不遗余力地挑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意欲把世界推向分裂和对抗的危险境地。与此相反，绝大多数国家更加支持多边主义，要求对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国际公共卫生和多边贸易体系进行变革，以最大可能实现国际公平与正义。各方围绕如何改变现行国际规则而展开的斗争日趋激烈。

三是全球面临的安全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传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流行病变、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明显上升。数据安全成为国际社会近来普遍关心的问题。军事科技和新的战争形式的发展，使各国在网络、外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防范与竞争大大加剧。适应新形势下的安全秩序观和安全治理模式亟需改变。

四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呼唤新的动能。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高科技手段的发展与应用，在加速推进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到来。而这势必引发世界主要经济体实力的重新洗牌。显然，谁能抢占先机，谁就能取得领先地位。仅华为5G 技术一项在世界上推广遇到的强大阻力，就足以说明，世界各主要力量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新的布局展开的博弈有多么激烈。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上述新矛盾新挑战，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冷静观察，准确把握，迎难而上，按照党的十九大以及历次全会确定的精神和部署，在对外工作中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在生存和发展问题上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无论推动发展建设，还是治理体系改革，亦或应对风险挑战，都需要汇聚全球资源，汲取各方智慧，形成强大合力。要让各国都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

第二，加强大国协调合作。倡导大国发挥表率作用，带头践行联合国宪章，带头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带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在世界面临重大风险挑战的时刻，大国更要以人类前途命运为要，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同舟共济，携手应对。

第三，维护国际法则秩序。完善全球治理格局，必须树立法则意识。强调恪守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有约必守、有诺必践。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维护国际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推进深海、极地、网络、外空等新兴领域法则制定，确保新疆域开发有法可依，公平惠及每个国家。

第四，发挥好联合国的核心作用。联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机构，比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更有资格和优势发挥领导作用。联合国自身也要与时俱进，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提高运行效率和应急能力，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安理会作为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新形势下，安理会要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给世界和平以保障，给国际秩序以稳定，给各国人民以安全，给全球治理以希望。

第五，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我们要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作出更多的努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疫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动力。科技创新是应对疫情、实现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呼吁各方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利用疫情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复苏”。

第六，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当前尤要把把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置于国际议程中更加重要的位置。在非传统安全威胁牵涉方方面面，需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抗疫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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