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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近期著作包括《2016：G20与中国》、《美国的焦虑》等。本文刊于5月27日人民网首页。

　　2016年9月4-5日，第11次G20峰会将在浙江杭州举行，届时20个大国领导人及部分特邀的重要经济体领导人将年度聚首，讨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议题。这是中国第一次主持全球经济治理的顶层设计会议，也是G20峰会第一次连续两年由新兴国家担任主席国，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措施的延续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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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5年底中国接捧G20主席国以来，中国以4个“I”为主题，即“共同构建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的世界经济”延承了上届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的主题3个“I”，即包容性（Inclusiveness）、落实（Implementation）与投资性增长（Investmentforgrowth）的大量内容。

　　然而，欧美近年来的舆论一直存在着诸多质疑G20重要性的声音。因此，对中国、广大新兴经济体及诸多有致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的有识之士而言，必须进一步强调，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新增长陷阱的今天，G20正变得与像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那样重要。G20国家需要进一步团结起来，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应对目前全球经济的新增长陷阱。笔者的理由如下：

　　第一，全球经济增长的持续低迷，正在严重冲击着各国发展的福祉。数月来，各大机构纷纷调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普遍认为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将在2.9%以下。这将是继2015年全球增长2.4%之后，全球连续第二年增速低于3%。要知道，2008-2014年，全球实际GDP年均增速是3.26%。如果这样下去，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G20领导人峰会上，G20国家提出的全球增长目标，即到2018年底“使全球经济总量比‘现有预期轨道’基础上再增加2%”的目标要落空了。因为测算可知，要完成这一目标，需要让全球经济在2015-2018年平均增速达到3.2%以上。当前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乏力。2016年4月中旬，IMF还把2016年美国经济增速预估由2.6%下调至2.4%；2016年欧元区经济增速预估由1.7%下调至1.5%，将日本经济增速预估从1%下调至0.5%。

　　第二，美联储加息的持续预期，正成为悬挂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世界经济持续产生潜在威胁。2014年10月美联储宣布彻底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此后，美联储加息预期逐渐形成，成为悬挂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G20政策协调产生潜在威胁。尤其是2015年8月以来，有关美联储加息的猜测甚嚣尘上，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大量套利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出，多国出现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严重影响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稳定。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宣布开启加息进程，决定将联邦基准利率提高0.25%。尽管2016年以来，美联储在加息举动上屡屡“欲罢还休”，但对美元加息的预期仍在持续，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国际外汇市场以及国际资本市场产生的重大影响，加大了G20政策协调的复杂性和难度。

　　第三，主要货币对美元总体贬值，汇率波动大幅震荡。自2014年10月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以来，美元指数呈现上涨走势，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大幅下挫。2015年，主要受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全球外汇市场呈现出美元一枝独秀、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总体贬值、汇率波动大幅震荡的局面。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持续升值预期在未来或将变得更加强烈，美元仍将保持走强态势，汇率大幅震荡波动不可避免。短期套利资本大量流出，外汇储备规模大幅缩减。据IMF数据显示，2009-2012年共计有4.5万亿美元从发达国家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近期，美联储加息预期正在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短期套利资本大量流出新兴市场国家，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其外汇储备规模大幅缩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快速下降，流动性风险加大，导致高涨的资产价格随着流动性收紧而出现下跌，再加上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发生金融动荡的可能性加大。

　　第四，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减弱。根据WTO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贸易总量同比下滑近14%，2016年全球贸易量增长将在3.9%左右，仍将低于过去20年5%的平均水平。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元加息预期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原油价格大幅下跌造成的。同时，部分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出口竞争优势，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甚至主动货币贬值。然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一国率先进行货币贬值，可能引发竞争性货币贬值，从而使其优势快速消磨殆尽。全球贸易的大幅下滑，不仅增加了贸易保护和货币竞争风险，也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阴影。

　　总之，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增长陷阱”的性质堪称全球经济的“新增长陷阱”，这包括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全球财富分配“新鸿沟”难题、全球技术创新“中梗阻”、地缘政治风险等等。

　　2008年，由于“金融海啸”来袭，世界各国均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威胁。在世界经济现实发展需要的带动下，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为加强对话和政策协调，于2008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首次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G20机制自此应运而生，成为全球经济合作首要论坛。G20以精诚合作的伙伴精神，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作，化解了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短期风险，形成了全球经济增长合力。

　　然而，八年以来，值得警惕的是，主要国家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G20宏观政策协调难度进一步上升。美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缓慢按下“紧缩”按钮；欧元区、日本为刺激经济，需要维持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严重分化的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取向，已经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使得全球经济面临失衡风险，乃至彻底陷入增长困境。

　　总之，G20成员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拥有难以推卸的责任，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防止负面外溢效应，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促进投资和消费，共同提振世界经济增长。2016年则是这个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年。（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