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喆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19日澎湃新闻网。

　　2017年我国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9%，经济增长速度超出预期，工业经济、外贸、就业等方面的数据非常亮眼，释放经济企稳向好的积极信号。

　　对于经济数据，需要更好的理解和认识。

　　周期性因素是基础

　　虽然我们已经多次强调不以GDP论英雄，但一季度GDP还是令人眼前一亮。其创下2015年四季度以来新高，比上年同期加快了0.2个百分点，比上年四季度加快了0.1个百分点，

　　其中有周期性原因。中国经济在2016年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全球需求仍旧疲软，全球走势依然不明的外部环境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边际速率必然面临下降的基础上，仍然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速。这种结果，与几年来不断的货币政策、以及房地产政策的引导，都有极大的关系。而整个态势，也延续至2017年一季度。

　　周期中除了顺延，也叠加有滞后因素。2016年上半年的“地王”“井喷”和下半年的房价飙升，事实上都是在更早时候，就埋下了伏笔。比如2013、2014年，当时整个房地产交易不是特别好，因此采取了一些政策希望对其进行拉动。而市场中，对政策的反应往往并不在即时，市场改善和预期改变都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因此有些政策并不会在当时发生作用，而是会产生滞后。可以说，那些拉动房地产销售的政策，在2016年产生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跨越，也带来2017年开年之初的房价“不能涨到天上去”的又一次大讨论，因而也在一季度数据中表现出来。

　　除了顺延和滞后，还有第三个叠加因素，即超调。当前全球市场敏感度都相当高，往往存在着超调。当大家判断经济形势向好，往往也会在市场上形成比乐观还要热情的预期，带动相关产业和宏观经济走向进一步繁荣。

　　结构性因素是关键

　　结构性原因当然也非常关键。

　　对内而言，中国持续加大力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整体转型升级带来了新活力和新动力。

　　前年年底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在2016年完成较好，取得了较大成果。尤其是“去产能”等，实际上导致了市场整体供求发生变化，因而上游产品价格发生较大变化。煤炭、钢铁等涨价，是PPI上升，带动工业回暖、利润增长的重要推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8%。2017年3月，中国工业生产同比增长7.6%，超过了6.3%的增幅预期。

　　改善营商环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工作，其成效也较为显著。第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2%，超过了8.8%的预期。服务业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降低，服务业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0.1个百分点，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6.5%，服务业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7%，比第二产业高出25.6个百分点。

　　对外而言，在全球结构中，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也改善了自身地位，加强了稳定性。

　　由于全球都处在二战后国际秩序与意识形态范式遭遇极大挑战的时代，许多政治经济共识处于一种崩塌中，各种“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不确定性”使得人民币汇率得到了一定的支撑，在目前情况下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

　　此外，相对全球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增长和内部发展仍然稳定，并提出全球“共治”、“一带一路”等设想。一方面对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建立全球信用的国际社会形象有良好作用，有助于经贸往来的良好沟通；另一方面，其中许多倡议等都有实际建设、项目等作为内核，一些项目也在不断地落实或者落地当中，对于经济增长无疑是一种促进。

　　外部因素有提升作用

　　外部原因也是重要变量。

　　从外部因素可以看到，世界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经济状况都表现较为良好，为中国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减轻了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外部压力，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美国在去年12月加息之后，今年3月再次加息，并多次讨论缩减资产负债表，显示出美国经济已经在复苏通道中运行良好，且已经有转向“过热”的可能。美国房地产去年实际投资金额达5920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4.8%，较2010年以来累计增长56%。去年下半年以来，尽管利率有所上升，但二级市场债券间利差持续收窄，体现出市场对违约风险的容忍度上升。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后，重点议题就是加大财政扩张，加大基础建设力度等，使市场普遍存有对美国的通胀预期。

　　欧洲经济形势也从前两年的不容乐观转向。欧元区一季度数据相当不错。德国4月ZEW经济景气指数改善至19.5，预期为14.0；欧元区4月ZEW经济景气指数升至26.3，预期为25.0；欧元区3月份PMI创6年最高，达到55.4%；3月Markit服务业PMI初值为56.5，创下2011年4月以来的最高；3月Markit综合PMI初值为56.7，创2011年4月来最高水平；产出物价指数升至近六年高点53.3。

　　中美关系的变化也较良好。中美关系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关系，在特朗普上台前后，全球对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都存在着非常茫然的不确定预期。两国是否会爆发“贸易战”？或者会否会产生巨大摩擦？目前“习特会”达成了良好的共识，并建立了良性的沟通渠道，表示在很多方面愿意求同存异。有这样的中美关系，可看作当前全球国际关系以及国际经济稳定的奠基石，当然也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全球的不确定性

　　当然，居安思危，不能不对潜在的、和可能发生的挑战进行预判。

　　从国际形势看，当今的不确定性只有更强，没有最强。

　　看经济，欧洲的复苏基础并不牢固。2月欧元区CPI破天荒的达到2%，终于实现了欧洲多年求而不得的目标。但3月又降至1.5%。经济走向如何，仍难言明朗。美国的经济不确定性则存在于政策不确定之中。特朗普的减税与财政扩张、加息与美元弱势等主张，存在天然内在矛盾，而扩大基建的细节和资金来源目前仍未出台，未来三至六个月，或是关键时期，决定市场对美国的通胀预期会否改变。

　　看政治，全球的地缘政治和地区冲突都处在强大的难以预知之中。从东南亚，到东北亚，到中亚，到西亚，到欧亚交界，到欧洲大陆，到英国，到美国。环球一周，处处可能是爆点。埃尔多安刚在土耳其修宪，用民主的名义阻断了民主的可能；法国大选又有新的极端主义崭露头角，极左和极右分庭抗拒，支持率民意调查结果非常接近，难以预测；英国新任首相“铁娘子”推翻本来会到2020年进行选举的承诺，公开声明将提前大选，要与工党候选人，同是“黑马”一匹的科尔宾一决雌雄；美国特朗普政府国内国外政策都遇到诸多博弈。

　　在中美关系中，特朗普刚刚表示，不把中国认定为一个货币操纵国。但此举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且他还一直在琢磨，把汇率问题变成补贴问题，使美国商务部就能够认定和进行反制。

　　对中国而言，全球形势，无论是经济或政治，任何一件事，都有AB两面意义，中国作为大国，所能影响和所受影响都同样巨大。

　　在地区冲突有可能会爆发或者有潜在危机的时候，外部的不确定性即可能给我们带来益处，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损害。中国要考虑的，是在其中如何摆正位置，最大化保护国家利益。

　　风险仍存

　　从国内形势看，当前或需要从三个方面关注风险。

　　一是警惕滞后因素。一季度的数据良好，其中包括有滞后反应。但有些政策的效应，其实相对短期，比如大宗商品市场回暖带来的工业提振。今年一季度，南华工业指数创去年11月以来最低，焦煤、焦炭期货价格大跌11%左右，螺纹钢期货价格也大幅度下降逾6%。由行政主导的去产能-价格上升-工业转暖固然可喜，但应当警惕如何实现中长期的可持续性。

　　房地产也有类似问题。去年房地产价格高涨对经济提升贡献不小。但当前，恐怕高点已过，企业投资热情进入尾声状态。3月份M1、M2递减，企业活跃度不高。而且，去年下半年相对收缩或者严控政策，结果实际上还未完全显现出来。

　　二是警惕预期超调。在目前的状况下，全球都进入金融周期的高点，市场特别敏感，预期往往都是超调的，而且超调特别猛而快。无论是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会其他政策进行市场调整，以带动市场的方式，都非常好，但其中都难免可能含有预期泡沫，因此难言完全真实，也难以持久。在这种状况下，越是有市场波动迹象超过大家预料的，越要警惕可能是超调造成的，甚至马上会发生反转。因此需做好中长期预案。

　　三是警惕反转。现在防风险是非常重要的调控目标。虽然利用了多种工具实施精细化政策，但是所谓结构性收缩或者说边际收缩，多少会带来流动性的收缩。3月居民短期贷款创历史最高，同比增速67%，环比多增4245亿，可能就包含了房贷受控条件下，居民融资转向短期贷款的可能性。银监会虽然连续“重拳出击”，在有些地方，给不符合房贷门槛的买房者办理消费贷买房，虽然违规，却已经不是秘密。因此，不但需要进一步加强风控系统措施，而且需要警惕，通膨预期可能反转。

　　后记

　　中国能够在全球经济形势艰难、政治形势复杂的大背景下，进行较为稳健的经济转型，取得靓丽的经济增长，应该说，整体形势良好，可以乐观。

　　与此同时，潜在问题也不容忽视。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变化非常快，接下来形势变化可能会更快，中国面对的复杂性不断升高，不能掉以轻心。而中国经济本身的复杂性也不弱，无论经济状况解读或相应政策设计尤其需要从更长期来研判。

　　总之，作为大国，需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审慎乐观，严阵以待。（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