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锡军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8月14日中国经营网。

打通国内市场，需要几个层次的思考？已有的壁垒都有哪些形式，该如何去除？对于那些倚重外贸的企业来说，内循环究竟该怎样开始，才会更加顺畅？

在全球疫情、贸易纷争前景未明的当下，内循环备受企业界关注。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从多个层面解答上述问题。

“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对这一概念进行详细阐述。

值得注意的是，“内循环”已经不是被第一次强调，从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提出的“双循环”，到5月23日，明确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后，在会议上频繁出现的“内循环”讨论度也随之上升。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是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为内循环经济做准备，此次中美贸易战加速了这一进程。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内循环是一次市场自然而然调节的模式。以下为赵锡军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内容。

《中国经营报》：中国经济，以前被认为是外向型经济，以外贸为主导，现在特意提到内循环、双循环，有人说会加速“内卷化”，您怎么看？

赵锡军：我们所提的内循环、外循环和双循环，实际上要表明的是对经济要素周转的一种方式的描述，其中包括了物流、信息、资金流、人力、技术等这些资源和要素流的一些流动方向的描述，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

实际经济的运行，一般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彼此交叉、互相渗透的，其复杂性应该说远远超过简单地用一个比喻的说法就能够表述清楚的，但是形象的、比喻的说法，让我们能够比较好地、比较直观地和简单地来了解经济运行的一些主要特点，有利于大家认识经济运行的一些变化，然后能够做出一些比较明确的判断和决策，实际上是这样。

所以要理解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经济就完全跟外界没有任何的联系了，不能完全激进和机械地来理解，但它也确实会让人更加直观地感觉到政策到底会指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中国经营报》：您谈到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读者可能更多会与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关联，按您的长期观察，这种复杂程度，主要是包括哪些具体层面？

赵锡军：实际经济运行的这种复杂性和经济体量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指由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发展趋势和经济以外的因素所产生的干扰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复杂变化。如果从我们所说的这种变化来看，主导的变化还是存在于经济本身，虽然整个全球经济的运行相互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但随着国内市场的快速发展，经济诸要素参与内、外部周转的结构配比发生变化是肯定的，因此内循环这一大的方向也是可以预见的，这是由经济运行本身所带来的一个主要变化趋势。

需要理解的是这种变化趋势还会受到经济以外因素的干扰。只不过在某个时间段，这种变化的趋势可能受到的干扰比较少，所以经济运行本身对趋势的影响比较明显。但有的时候这种趋势受到的干扰可能比较多，趋势本身会因此而加速或延缓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趋势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规律，很难逆转。

具体而言，比如说当下这个阶段，美国可能在加速去中国化，从经济层面来讲，我们可能在被动进行去美国化，但是我们在去美国化的同时，并没有说我们要去全球化。

美国的经济体量大约占全球的20%，即便是我们被动进行去美国化，还可以跟占全球经济体量80%的其他经济体交流往来，发生各种各样的贸易、投资、合作等等。因此我们即便做不了美国这20%，做剩下80%的交流还是存在的。因此不等于说去美国化就是去全球化了，这是两件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保持并不断加强与美国以外的经济体的交流与合作，最起码从中国经济本身发展的要求来看，加强国际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退一步看，即便是美国要去中国化，中美之间的经济往来也不会断绝，两国在贸易、投资领域还有很多是可以交往与合作的，所以并不是说中美之间任何经济往来都没有了。现在主要是美国的一些政治因素在干扰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这种干扰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迟缓或者是冲击一下基于正常状态的经济交流，但是美国不可能完全消灭掉这一交流，实际上很多经济交流活动在继续，只要价格合适，国际贸易投资这些经济活动就会开展。

《中国经营报》：舆论认为“中美贸易战”已经持续较长时间，中国经济近年来发展速度又比较快，所以有些言论认为，内循环是一个有准备的，且长期以来就一直在有准备的思路？

赵锡军：实际上，所谓的是注重于国内市场、国内消费，还是注重国际市场和国际消费这个问题，它跟一个国家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方式，以及怎样来更加合理调配资源是有直接关系的，当然也和这个国家面临的约束条件有关。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很多的资源短缺，特别是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有很多不足，所以我们要从外边引进，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国内当时也不一定有能够消费的市场，所以我们就走向国际市场，当时有很多企业是“两头在外”的。

于是走了所谓的外循环的路子。实际上就是在当时那个阶段的一种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可能最有利于我们当时经济的增长，但是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增强等一系列的变化，国内的市场也越来越重要，所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的配比可能就会逐渐发生一些变化。而且随着中国消费者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国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逐步增加和提高，有的方面甚至赶上或超过了国际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

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消费品在国内市场慢慢流行起来，有的甚至超过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变化并不都是政府刻意去引导、刻意用政策去刺激推动的结果，更多的是市场发展本身就引导了经济模式不断地调整，可以说内循环更多是市场调节下自然转变的一种经济模式。如果说国内市场没有这个条件，政府硬要做这件事情，那就是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了，可能做也做不长，效果也不一定太好。

《中国经营报》：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国内的需求或者说国内的经济明显赶上了国际？

赵锡军：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日常消费品：衣食住行。我记得以前国内很少有消费者去大量消费奶制品，无论是鲜奶还是奶制品，可能当时我们生产的奶制品走的是国际市场。我看到去年的一个数据，我们的奶制品消费量越来越大了，出口和进口量都增加非常大。从奶制品这一个类别就可以看到这种消费市场的变化。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旅游市场，变化也是很明显的。原来我们国内市场可能很多地方以吸引境外游客为主，国内居民也很少出境旅游，但是现在很多国内的旅游景点里，国内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以国内游客为主，而且出境旅游也成为不少居民的选择。回过头去再看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很多地方的星级酒店，住客基本上是外籍人士或游客为主，有不少城市最初建设的星级酒店是专门针对外籍人士或游客的，相当于我们把旅游服务卖给了外国人。但是现在的星级酒店，很多住的是本国人。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变化，是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的提高等等，带来了这些市场的扩大和变化。当然，作为生产企业，它要挣钱，肯定既要挣国外的钱，也要挣国内的钱，自然而然地就开始给国内开发和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国内的消费和市场也随之慢慢地发展。

从更长远的目标看，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未来提升一个国家民众的福利，民众的生活要越来越好。从这个角度来讲，企业是生产出口产品，还是生产国内消费的产品，最终发展的结果是要让国民生活有所改善，不分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因此内外循环，只是以哪种方式在某个阶段可能最适合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过程。

《中国经营报》：那您认为，我们过去是否忽视了国内市场？

赵锡军：对企业来说，最终把消费品卖给消费者，让消费者满足了消费需求，企业自己则获得盈利。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当然会有比较，要看自己卖这个产品在哪个市场上会更赚钱，如果国际市场更赚钱，就卖到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更赚钱，当然是卖到国内市场。

比如在中美之间还没有贸易战、也没什么各种各样的封锁和干扰时，美国市场卖得很好，价格也比较合适，企业更赚钱，企业当然就把产品卖到美国市场了。

但是现在发现美国加税了，国际市场的销售不是特别好，成本也加大了，反而国内市场销路很好，成本也没有那么高，企业自然就进行调整更多面向国内市场销售，这更多是企业自己的调节和选择。每个企业都这么做，整个行业和经济可能就出现调整，自然而然地就会朝着国内市场来周转了。但如果即使加关税以后美国市场仍然赚钱，企业当然也不会放弃的。《中国经营报》：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下滑，您觉得哪些问题会限制国内市场的发展？

赵锡军：这个问题很复杂，简单来说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原来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可能我们要调整发展模式，然后速度自然要降下来。

第二件事情，就是今年以来的疫情，对我们上半年，甚至可能一整年的经济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两件事情叠加到一起，今年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你要放眼全球的话，在这两件事情上面，实际上我们还是有比较优势的。

首先，即使没有疫情的时候经济增长放慢，在全球来讲的话，我们也是增长比较快的国家。在今年疫情之前，一般估计经济增长今年即便达不到7%，6.5%可能是有的，实际上6.5%的增长都高于很多国家。

其次，发生了疫情以后，我们增长速度降下来了，但是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更大。受疫情冲击影响，估计欧洲、美国经济可能会下滑7%～8%，全球经济增长平均可能下降3%～4%。假设经济负增长4%，而我们经济增长如果今年能够达到3%，甚至更高一点，达到3.5%，那么我们会比全球平均水平要高7.5%。在正常情况下，即使没有疫情，我们也很难达到比全球平均增长水平高出7.5%。假定没有疫情我们今年经济增长是6.5%，全球平均是3%，我们相对来讲才高出3.5%。从这个角度来讲，在疫情出现以后，中国反而比全球经济增长要高出7.5%。

所以我们要看的不是绝对速度，而是相对速度。我们是跟别的国家比，而不是说自己跑多快。全球有将近200个经济体，我们比很多人跑得快了，就有比较优势，这也增加了国内发展的信心。从根本上看，影响一个市场发展的有经济增长的因素，更重要的则是收入增长的作用。

《中国经营报》：过去一直有观点认为，就是中国国内的市场是存在隔阂、壁垒的，比如，一些企业家早前就向我们反映，有些产品卖到国外比卖到国内其他省份赚钱，因为国内运输等等，会在地方之间附加很多费用。

赵锡军：这个也并不妨碍企业做选择，举个例子，河北一家企业去天津销售要增加成本，跑到美国去，美国也要加税，成本也上去了，企业会比较在天津更划算，还是跑到美国更划算。

关于国内市场分割，我觉得大部分的商品是可以自由流通的，少数的商品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性的一些措施。

比如烟草，税很高。一般来讲，在当地卷烟厂生产的烟，就在当地卖，税收就给当地政府。如果跑到其他省份去卖，烟的税收收入不归其他省份，而是卷烟厂所在省，所以其他省就觉得，烟税那么高，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市场让给你？我自己要开发自己的烟，而且我对市场可能有一定的封锁，或是一定的保护。

但是如果说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非得说各地都是保护当地市场，因为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做到所有当地的消费品都自己生产。而且从规模经济的角度看，现在很多的产品，都是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再加上现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许多线上销售方式，封锁和保护本地市场的难度越来越大。

《中国经营报》：所以您觉得，地方壁垒，是不可能像有些舆论所期待的，实现所谓完全打破的，是吗？

赵锡军：正好相反，下决心要打破地方壁垒，就肯定能够打破，至少大部分是能够打破的。

内循环和瓦解地方壁垒，这是两件都要做的事情。

假定这个地方有壁垒，只是一个行政性的措施，像我们刚才讲到的烟，有税收方面的特殊性，只要设定在哪个地方卖烟给哪个地方交税，那就打破了。

但有些是很难的，比如说自然垄断，茅台酒只是在茅台镇生产，别的地方不行，卖不了那个价钱了，这个就很难打破了。它是自然垄断。

所以针对地方壁垒，行政性的垄断，一般来讲只要下决心一般都能够调整。但是自然性的垄断，就很难调整。

《中国经营报》：内循环，倡导真正打通国内市场，在您看来有哪些会比较难？

赵锡军：这里面分为两个层次。

从硬件角度来讲，可能有些国内产品的生产流通会碰到一些物理性的障碍，比如说山区，生产的东西运到城市去卖，可能有交通、运输、仓储等一系列问题，这是物理性的障碍，我们就要想办法来解决，也可以通过一些制度性的安排、行政性的措施来解决。

从软件角度来讲，也有很多无形的问题，比如说每个地方的消费习惯是否能够改变？例如南方人爱吃大米，北方人爱吃面食，这些消费习惯是否能够改变，使得这个市场能够更加均衡。有些地方愿意消费这种东西，某个地方愿意更多消费那个东西，消费可能有些偏向，我们能否让大家都更加均衡地消费，这是一种无形的影响消费习惯的问题。另外，由于地方税收的原因、就业的原因等等，地方可能有些保护自己市场的措施，这部分可能需要花大力气来做工作。

《中国经营报》：不少企业对内循环还是有些纠结，毕竟很多企业之前是非常倚重外贸的，或者说，面临调整时，他们很担心自己的健康发展状态，怎么才能在当下这个节点，做好健康发展，您有哪些建议给他们？

赵锡军：健康发展，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要靠企业自身。企业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要有好的企业，有好的生产供应，当然还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分配制度。

好的企业创造价值，但是这个价值如果分配不好，整个消费可能受影响。分配过于集中，显然产生的价值都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了，少数人的消费是有限的，大部分人的收入没有增加，消费就上不来，这就意味着生产出来的东西在市场上卖不掉，只能找别的地方去卖。

过去我国很多出口产品是外资企业投资的，在中国生产加工，挣的钱人家拿回去，跟中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现在，中国企业雇佣了那么多劳动力，比如20年前，工人每个月800块钱工资，现在工人还跟20年前一样，800块钱能消费什么？市场经济肯定起不来。所以分配制度要发生变化了。

企业做市场还是竞争，如果是正真的企业家，不仅要看眼前，还要看长远的战略考虑。现在还有不少企业可能看眼前短期的比较多一些。(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Twitter：RDCYIN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