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人大重阳执行理事，本文刊于10月30日和讯网。

目前国内讨论集中的焦点在于：1．三季度经济是加速下滑还是稳中趋缓？2．经济回落是周期性因素还是趋势性因素导致的？3．目前中国经济趋缓的原因是国际因素多还是内部因素多，即是贸易战的因素多，还是攻坚战的因素多？

这几个问题很重要，原因是目前对我们经济回落的性质、主要矛盾必须做出梳理，如果梳理不清楚，而是简单地在讨论我们短期的投资，短期的消费，短期进出口因素，会导致我们在应对举措上的误判。

目前，OECD、ECB、IMF、WB以及贸发会、亚行相继出版全年世界的宏观报告和明年的展望报告，达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共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较去年下滑0.6个百分点；对中国目前经济形势形成一个共识，今年中国经济的下滑幅度在0.4个百分点。这就表明，中国经济的下滑不仅仅是因为内部因素导致的，而是全球经济普遍面临的下行压力；国内制造业萧条，工业低迷，全球第二产业景气度普遍很低，全球PMI指数已经连续四个月处在荣枯线以下，美国制造业连续两个多月下滑，更重要的是德国制造业已经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也就是说德国已经全面宣告他的工业和制造业出现衰退。我国1-8月份，汽车销售、汽车生产下降4.3%，但全球汽车销售、汽车生产都在下降。因此，我们马上就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德国、日本的衰退，还有新兴经济体的衰退，难道和他们的改革、和他们的新旧动能转换、和他们的债务率一样相关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这一轮衰退已经出现全球同步性的回落，而全球同步性衰落呈现出一个重大的结构性分化趋势，即制造业很萧条，但服务业目前还很坚挺，尤其是中国。而制造业萧条带来的第一个现象是投资品萧条，第二个是汽车业萧条。投资品萧条对下游影响很厉害，它对产业的推动作用极大。

那全球制成品的投资为什么会下降很厉害？全球汽车商品下降为什么会很厉害？全球耐用品消费下降为什么很厉害？我提供几个团队研究的数据。IMF的研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达到极致将对全球GDP影响0.8个百分点。宽松的货币政策据测算对全球经济提升作用能达到0.5个百分点。中美贸易摩擦、全球贸易保护、地缘政治的影响会达到0.8个百分点（欧洲的团队研究的是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单算直接影响，中国简单的贸易下降和美国的贸易下降不是太大）。间接影响是，大家的悲观预期。当未来预期出现极度不确定，导致的第一个是投资品的下滑，投资品在全球贸易中集中表现在机电、汽车等行业，所以，全球共振现象有一些基础性的因素。我们在分析中国目前的宏观形势时一定要看到全球的这种趋势。因此，我们的政策定位，特别是在应对这一轮自2008年以来新一轮冲击时，政策国际化导向一定要很明确，不能简单地说因为我们现在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是我们增速下降的时期，是攻坚战导致的这些因素，实际它有全球性色彩。

我们政策发力的方向在哪儿？第一是汇率政策变得至关重要，从去年7月5日到现在中美贸易战已经打了一年零三个月（15个月）了，贸易还是正增长5.6%，2014-2015年，我们的出口是负增长百分之十几，那时候还没有中美贸易战，负增长很厉害，现在中美贸易战没有负增长，主要是汇率对冲效果还是很好，这也是最近中美贸易谈判把汇率政策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的原因。

第二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欧美即使在零利率下限这样的约束下，还在进行宽松（政策），美国进行降息，美联储进行扩表，欧洲中央银行宣布量宽重返。这不仅仅使他的投资成本、融资成本下降，促使银行进行贷款。更重要的因素是，要为他的财政政策提供空间。当政府用很低的融资成本进行大规模赤字，这时候他的财政政策空间才会出来。最近我们强调更加积极，更加有为的财政政策，实际我们的财政政策还是受很多（方面）的约束，很重要的是地方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如果把融资成本的利率压低，这对松绑地方财政空间有重大意义。减税降费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企业融资成本和投资成本还可以再降低，最有效的办法是减息。减息不仅仅从货币渠道产生效应，更重要的是它要给我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新的空间、新的路径；同时，实现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

在全球形成同步萧条，同步货币宽松，我们应当要有一个态度，我们的货币政策应该从稳健向适度宽松明确转变，而不是羞羞答答地转变，因为这对我们预期的调整，对于我们把一些调整成本让其他国家分担而言，是个很重要的抓手。所以，我们要增加世界眼光来理解中国目前的下滑。在这样的眼光下，我们一些政策取向要瞄准目前的一些主要矛盾，而这些主要矛盾并不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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