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戈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9月22日《环球时报》。

扩大消费是实现经济内循环的重要基础，而一个基数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又是推动消费增长的前提。最近国内不少学者都在为中国如何扩大消费支招，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目标假设是：中国现在已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未来15年内应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4亿扩大到8亿左右，即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或“中产倍增”。

如果到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人口达到8亿，占到总人口60%左右，那么中国经济的运行方式将基本转型为以国内消费拉动为主的发达经济体方式。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去年曾解释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标准：典型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之间。按照这种算法，目前已经形成的4亿中等收入人口都是谁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6523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924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4389元。

如果按照中位数4万元左右计算，一个居住在城镇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将达到12万元。2019年中国的劳动人口9.6亿，基本相当于两个劳动人口抚养一个非劳动人口。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两个全职劳动力都在城市工作，一年赚12万元，平均一个人月入5000元。这个数字基本符合我们对大部分普通城市家庭的日常感知。而在农村，如果是同样家庭结构，那么全年收入中位数是4.3万元，远达不到家庭10万元的中等收入水平。

也就是说，从统计学意义上讲，绝大部分农村居民没有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而除少数特殊情况导致的困难家庭，大部分城镇居民已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群体与城镇人口高度重叠。按照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60%，计算出来就是8.5亿人口生活在城镇。如果两个数字都是准确的，那么意味着中国现在的中等收入人群不止4亿。

目前中国的国内消费依然无法挑起经济发展大梁的密码，就藏在这里。这4亿多“被中等收入”的群体是怎么来的呢？可用来解释这一数据不匹配的最大可能，就是有4亿多人虽在城镇里挣到5000元月收入，但家庭劳动与抚养比并不是2：1，而是1：1、1：2甚至1：3或1：4。没有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城镇人口数字与2.8亿的农民工数量相对比较接近。

显然，9.6亿劳动人口涵盖了城镇和农村所有劳动力，但我们每月挣5000元的假设是基于城镇的。如果同样劳动力在农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要低得多。

农民工在城市里挣到比在农村高得多的收入，但大部分农民工通常只能一个劳动力在外打工，实际消费水平和城市市民存在巨大差距。如果刨去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群体，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40%，另外20%更准确的应该叫“半城市化人口”，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但基本上还保留着农村那套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算到这儿，答案已然清晰。如何让农民工全家都进入城市或城镇生活，就是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路径。预计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比例将达到70%以上，如果其中实现完全城市化的人口达到60%左右，那么中等收入群体将扩展到8亿人以上。

较低的人均土地面积使很多地方农民难以通过纯粹的农业生产进入中等收入阶层。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7.1%，这个数字和美国1970年代初的水平相当。但在1971年，美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110英亩土地，生产60多吨粮食，而农业就业人口只有338万，只占总劳动力2%左右。从各个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进程看，在城市化达到70%以上之后，由于土地不断集中，农业生产基本实现工业化，农民的收入会有较快提高，从收入水平和消费方式上城乡差别基本消失。而因现在中国的人均农业资源占有情况，依靠农业生产实现收入和生活方式更快增长，还有一段路要走。

有关部门已经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并且提出尽快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笔者建议，除北京、上海等个别城市，更多城市可尽快取消落户的学历、年龄、社保年限等限制，鼓励农民工尽快在所工作城市落户，无差别地享受工作城市的公共服务。这将有助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增长提速。而较短时间内，让更多一只脚已经跨进城市门槛的农民工完成“全身城市化”，可能是提高中等收入人口数量的一个有效路径。(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