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本文刊于9月15日《经济日报》。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成就为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入新阶段，也将必然面临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必将随着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站上新的历史起点，进入新的改革阶段。这不仅体现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为未来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同时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最为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改革环境。二是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改革空间。三是自2015年底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实践推进和理论深化奠定了最为直接的基础。例如，在理论争鸣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框架基本构建起来了，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定位、核心目标、主要方法和实施路径等，为改革实践的推进提供了蓝图。而在具体实践上，中央从顶层设计、政策措施直至重点任务都进行了全链条式的部署，各级政府和单位根据中央的部署形成了一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方案；在改革成效上，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为2017年宏观经济的“稳中向好”打下了基础，并充分证明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战略和实施模式上的正确性。

　　当然，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改革阶段中我们依然面临大量新的挑战和任务。这集中体现在：第一，在理论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体系虽然已基本构建起来，但如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范式相对接，如何在方法论、基本概念、基本命题等方面进一步理论化、体系化和通俗化，将是未来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第二，在实践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过去一年多的推行中出现了一些新难题和新矛盾。一是各级实施部门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理论基础理解还不是十分到位，导致基层在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简单化、表象化，没有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二是有些领域过度依赖行政化措施，攻坚战成果缺乏制度基础和市场基础，存在反复的可能。三是重点不突出，没有抓住改革的“牛鼻子”，导致部分改革效果并不明显。这些问题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要解决新常态现有的各种问题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难题，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进一步把握新时期的阶段性特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高度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发展，强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因此，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总结过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经验，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夯实理论基础、增强理论指导，是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环节。

　　自2015年11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讲话精神，不仅直接丰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指南，同时也为下一步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深化提供了基础和方向。第一，总书记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一系列阐述，如何学习、领会和落实这些理论，如何在体系化和通俗化的基础上全面宣传这些理论，如何在理论范式上全面对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是下一阶段理论界需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第二，必须结合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和中国经济面临的新任务，不断丰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内涵、体系和表达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这些变化，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的思路也需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新常态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趋稳之后将出现哪些新特征？技术革命是否会对中国产业布局带来更为深度的冲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压力？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解答与处理必将成为丰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直接源泉。如何有效加强这些战略问题的系统研究，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环节。

　　三、将各种理论认识和战略规划落到操作层面，把握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明确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和工作方案，在行动中落实各项要求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深化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更在各类改革理论、改革蓝图和改革方案的落实，特别是在顶层设计基本完成，改革的四梁八柱已经确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新时期，狠抓落实是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

　　第一，要根据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来安排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随着“稳增长”取得阶段性胜利，“L”型经济调整模式步入底部运行阶段，“控风险”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短期调控和改革关注的重点。这就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聚焦到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几大领域之上，如债务高企的问题、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等。

　　第二，要通过问题导向的改革调整，逐步触及新常态深层次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开启基础性和引领性的制度改革，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探索目前各类凸显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二是要探索解决深层问题的各类基础性改革的步骤和可行的方案；三是要将各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基础性引领性改革和机制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建立在坚实的机制和体制基础之上。比如，采取正确方略和有效办法推进五大重点任务，去产能和去杠杆的关键是深化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基础性改革，去库存和补短板的指向要同有序引导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工市民化有机结合起来，降成本的重点是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在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上也必须作出拓展。

　　第三，要瞄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重点和主抓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特征和新问题出发，未来工作重点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明确振兴实体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向振兴实体经济发力、聚力；二是要明确在去产能方面必须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三是在去库存方面应以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为重点；四是在去杠杆方面必须以降低企业杠杆率为重中之重；五是在降成本方面必须加大减税、降费和降低要素成本的力度；六是在补短板方面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这种转变集中体现总书记所强调的“既抓重要领域、重要任务、重要试点，又抓关键主体、关键环节、关键节点，以重点带动全局”的要求。

　　第四，必须在狠抓落实的基础上，发挥基层创新的积极性，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实施模式创新的基础上提高改革的成效。抓好重大改革顶层设计，也要充分调动地方和基层推动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目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时面临两难困境——要么顶层设计难以落地，改革流于空转；要么行政化色彩较重，在“一刀切”之中带来后遗症。而破解这个两难困境的重要方法就是在解决“为官不为”的基础上，建立基层改革创新的微观激励体系，使各地政府和经济主体能够进行改革创新、大胆探索，防止“改革中梗阻”，打通改革“最后一公里”。（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