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本文刊于12月23日《环球》杂志。

中国发展即将步入“十四五”时间。未来5年，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大概率会出现剧烈的数字转型与分化，大国格局的权力重心将加快向亚洲转移，西方政治体制会遭遇意想不到的衰败，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不得不面临必须改革的前景。

从经济动能、政治体制、大国格局与国际体系等四个重要层面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未来5年将加速演进。把握这些变化，中国才能充分抓住当下仍存在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经济动能的重启

从经济增长态势看，人类社会在未来5年将全面进入“数字时代”。随着5G在全球推开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此前被挡在“数字鸿沟”之外的欠发达国家与低收入人群不得不参与或卷入以网络购物、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为主要特征的全球“非接触经济”。后疫情时代，数字化将融入每个国家、每个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工作。

数字增长将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原有国际与国内的经济贸易体系因此产生迭代效应。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9年的报告，2022年全球互联网的数据流量将比2017年增长334%。数据流量激增折射出全球网络用户的暴涨，以及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自动化等前沿技术的广泛应用，一个“无孔不入”、无人不联的“全球数字链”正在形成。

数字增长伴随的数字竞争，成为拉开国力差距的关键变量，“极化”现象愈加明显。截至2019年年底，美国和中国两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占全球79%以上，两国拥有全球超过75%的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75%以上的云计算市场和50%以上的全球物联网支出。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腾讯和阿里巴巴等7家“超级平台”，占据全球70家最大数字平台公司总市值的2/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但苹果、微软等市值仍增长200%以上。

未来5年，中国仍是数字经济最蓬勃发展的国家之一。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预估，2019年数字经济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7.7%，还将长期保持在70%左右。在全球层面，中国正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物流、电信科技与金融服务的全球数字化转型，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全球数字重构。

显然，中国已逐渐从信息时代的“跟跑者”成长为数字时代的“领跑者”。但面对更强者比如美国的竞争压力，以及各国智能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广度与创新效率的差别而形成的“新数字沟壑”，中国必须在“十四五”期间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解决各类“卡脖子”事项，防范数字化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拥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数字中国”。

大国格局的重塑

从大国格局态势看，综合多方数据，未来5年，经济总量的国家位次将逐渐开启“亚洲时代”。2025年中国GDP总量将接近美国，甚至有可能赶超美国；印度有望超过德国，接近日本，排在全球第四的位置；欧洲诸国国力恐沦入麦哲伦环绕地球以来的“五百年未有之颓势”；美国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连续130多年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接近终点。据此，前四大经济体可能首次出现亚洲占三席的东方复兴局面。

2020年年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东盟十国、中日韩三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合力打造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标志着亚洲区域合作在全球复苏进程中领衔全球多边主义和贸易自由主义。2016年，亚洲区域内贸易总额占全球比重增长至57.3%，这一数字预计2025年将突破60%。亚洲在未来5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望超过65%，消费增长贡献将超过75%。

正如美国知名印裔学者帕拉格·康纳在其新著《亚洲世纪》一书中所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受到19世纪欧洲化和20世纪美国化的影响……21世纪亚洲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兴起犹如地理学中最新的沉积层形成……20世纪美国梦将被21世纪亚洲梦所代替。”在后疫情时代，亚洲人的行为准则越来越被推崇。

面对“百年未有之疫情”，文化和价值观上更加重视秩序的东亚各国，抗击疫情成效普遍好于更为重视自由的欧美国家。很多人认为，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社会中，政府与市场、重商与重义、权利与责任、自由与自律、个人与社会之间更能呈现微妙的平衡，更有助于人类发展。

作为“亚洲的中国”（梁启超语），中国“十四五”期间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要聚焦的国际区域势必会从西方转回亚洲。因此，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全球范围尤其是深化在亚洲区域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促进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变得越来越重要。

政治体制的重生

从政治发展态势看，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在未来5年或将普遍陷入“衰败时代”。德国、法国、英国等老牌欧洲强国将告别“强人执政”，政党制衡的局面加剧。被很多人称为“民主灯塔”的美国，即使现总统特朗普卸任，“特朗普主义”仍会蔓延。拜登执政恐难弥合民主、共和两党“相互否决”式的政治分裂状态，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美国“国内冷战”已然爆发。源于18世纪的通过“多数票决”方式遴选国家领导人的西方政治制度，显现出生物进化式的衰老状态。

20世纪70年代开始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一度让一些人深信世界历史将止于西方民主与市场经济的终点上。但进入21世纪以来，民主化先于现代化的那些国家，多数出现了经济停滞、社会失序与政治固化的发展窘况。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2016年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件频频发生后，西方作为世界政治发展的标杆作用大为削弱。特朗普执政4年更是撕掉了所谓“民主政治”的遮羞布。政策周期性的“钟摆”，使欧美国家发展陷入“内卷化”深渊中。

正像“历史终结论”始作俑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的自我反思：“新兴与老牌的民主国家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即未能提供国民所期待的实质性功能：人身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和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即实现个人机会所必需的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

西方之鉴在于，改革永远在路上，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当前，在政治道路选择进程中，西方在路口，中国在路上。防疫的成效更坚定了中国人的道路自信。“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新征程，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越来越被世界所接受，与此同时，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保障人民平等参与的权利，建成法治国家，对我们而言仍任重道远。

全球治理的重组

从全球治理态势看，二战后确立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体系未来5年将迈入“改革时代”。由于受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干扰以及多国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等的影响，全球治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度出现“休克”状态。

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以及G7、G20等机制在内，以促进有效全球治理为目标的国际体系改革迫在眉捷。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早已宣称将带领美国重回多边主义，虽然未必能完全回到从前，但不得不承认，美国重回传统国际体系框架，对全球治理是重大利好。《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组织、《开放天空条约》等一系列特朗普政府任期内美国退出的全球治理“国际群”，在未来几年会重新发挥国际作用。

全世界范围内对联合国改革、WTO改革、IMF改革所发出的呼声，多是为提升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未来5年，各国在国际组织中权限与份额博弈的竞争会日趋白热化。很有可能的现象是，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区域主义治理规则不断取代传统的全球治理规范，1945年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框架走到“不改革，将死亡”的悬崖边。

“十四五”时期的中国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应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中国不追求成为霸权国家，而是坚持多边主义、平等主义、协商主义，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的形成。但“中国方案”仍需经历从理念到实践再到具体文本的过程，中国还需在全球治理改革上投入与付出更多。

总而言之，从经济动能的重启到大国格局的重塑，从政治机制的重生到全球治理的重组，未来5年的世界肯定将进入自二战以来甚至是19世纪末以来的动荡变革期。

这个变局决不能简单表述为“东升西降”，其复杂程度超过多数人的想象。在这个大背景下，中美竞合式博弈日趋激烈，发达国家与多数新兴国家的老龄化日趋明显，去全球化、保护主义等逆流日趋汇合，科技创新的竞争如同战争般日趋残酷，非国家行为体影响世界的力量日趋强大，中国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些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与新挑战。

中国对此不必慌张，更不能轻敌。遭遇近年来美国打压、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冲击的中国，比过去更成熟，也更能保持战略定力。中国只要自身不乱，全力办好自己的事，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就一定能把握这个全新的战略机遇期，趋利避害，朝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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